《棉花》以紀錄片直面人生課題 - 訪澳門導演李卓媚

記者:Afra

人物簡介

    李卓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讀電影系,15年開始參加電影《堂口故事3》的的美術指導,畢業作品是拍劇情片。畢業之後才開始嘗試拍攝紀錄片,並修讀了一年的紀錄片課程。

    修讀電影系的李卓媚,先後憑著《爺爺的老房子》、《棉花》參加了兩年的澳門影像新勢力。《爺》以拍攝身為建築師爺爺的晚年生活,入圍了台灣第41屆金穗獎最佳紀錄片;《棉》是拍攝患有患憂鬱症阿姨的日常生活,藉此表達對阿姨的敬佩,同時喚起人們對憂鬱症病人的關注,該影片同時獲得了《澳門影像新勢力》評審團特別獎。

 

以紀錄片寄語

    「一直覺得阿姨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她多病痛,做過心臟手術,患有憂鬱,卻很勇敢地面對,這部紀錄片其實是對她寫的一封信,希望她可以更有信心,亦希望用她的堅強和精神告訴其他人,憂鬱症其實可以捱得過的。」但李卓亦指出,與其說這部影片在鼓勵阿姨,不如說也在鼓勵自己,她坦言在拍攝期間,己的精神狀態也不太好,因為大學時期有過有心理問題,卻沒有正視,而當指導老師知道她有這個拍攝計劃時,便建議自己先看醫生。「因為能夠面對自己,才能夠面對一個有憂鬱症的被拍攝者。」

 

以棉花喻意強大生命力

    以「棉花」為題,是由於拍攝的時侯正值暑假,澳門有很多棉花在飄,好像在散播種子,像是不斷延續本身的生命,棉花很輕,卻有很強大的生命力,就像片中主角的精神,便用了這個意象。李卓解釋,影片中有些情節會用棉花來表達阿姨難過時期的心情,用抽象的手法,不致於讓太過悲傷的情緒傳遞給觀眾,而即便不特別解釋,阿姨也好像明白箇中意思。

    李卓坦言拍攝初期也有些難度,「因為阿姨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人,沒甚麼好拍,所以起初她很抗拒被拍,便決定用掌上型攝錄機去拍攝,感覺像私人的家庭紀錄,不讓她感到太大壓力。拍攝時也沒有拍她的樣子,反而是影電視或其他物件。而過程中亦會一邊拍攝一邊想辦法與她互動,令她放鬆,拍攝後會播放給她看。」因為是比較私密的紀錄,故拍攝與後製都是由一人獨立完成。

因溝通和理解 變得不一樣

    「不過亦有段時期,因為情緒問題而被迫中止拍攝,但回到台灣後,仍會每天與阿姨用微信通訊,訴說各自的狀態和心情,互相關心和理解,有些對話都有放在紀錄片中。」影片中,除了阿姨和李卓,其實還有另一個人物,就是李卓的媽媽。「阿姨本來與媽媽的感情已經很好,但自己一直與家人的交流都很少,有次阿姨叫媽媽來台灣探望自己,覺得很驚喜。」所以影片所圍繞的,可以說是三個女人的溝通和故事,亦發覺三人之間的溝通和相處比以前變得緊密了。由於內容足夠豐富,故整部影片沒有採用配樂。

    李卓憶述,拍攝完《棉花》,阿姨比以前豁達了很多:「起初她會覺得這個病一直是困擾,但在整個過程中會發現她漸漸地在意自己的外表,後期的她變得越來越精神。其中有一幕是拍攝她一邊執衫,一邊訴說青春已過去,無法再穿著。後來她將這些衣服包起打結,好像代表著結束、揮斷過去的感覺。後期反而是阿姨主導了拍攝的方向,阿姨在開頭說想去港珠澳大橋,在後期剪片時,剛好港珠澳大橋開通了,就決定拍攝大家去大橋用作影片的結尾,阿姨甚至已經準備好要在最後說些甚麼,更建議不如影下大家擁抱的一刻。」讓她覺得這部紀錄片是大家齊心合力完成的。


 

面對人生重要課題

    對於下一個拍攝計劃,李卓坦言早在拍攝《棉花》的後半期已經有新的想法--拍攝媽媽:「這就像一個家庭系列的紀錄片,可能自己本身對家庭題裁比較有感覺吧,家人看似有著最親密的關係,卻反而是最有距離的,最經常會忽略的人和事,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情況一直覺得家庭是自己需要面對的人生課題,很想透過紀錄片,在裹面得到一些答案,突破之後,相信在面對其他的人生課題或創作上,都會變得不一樣。」

    在大學時期,李卓也有舉辦攝影個人展,她會根據題裁內容的不同而選擇紀錄片、攝影、畫畫等不同的形式進行創作。因計劃了拍攝媽媽,便選擇了留在澳門。「每位看似小人物的故事背後,都盛載著一些大的議題。很多人認為精神問題,是心理原因,其實是身體的一種失衡,生病的人其實很容易患精神病,而有精神病也會影響身體機能,相互牽引。精神疾病與感冒一樣,像是一個個時期的過渡,過去了,就有一個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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