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洋過海,她在異鄉找到電影夢

專訪澳門電影導演黃小雅

記者:Cherry

人物簡介

黃小雅Peeko Wong,澳門影像自由工作者,畢業於澳門大學新聞及公共傳播系,2013年赴法國修讀語言及電影碩士預準班課程。現多擔任導演、副導演、剪接等工作。2018年作品《G.D.P. Grandmas’ Dangerous Project》,講述三位年過七十的老婆婆對晚年生活無望,共同合謀制定一個瘋狂的計畫。2017年《下一站》作品,講述澳門變遷下青年人去與留的故事。其他作品如商業微電影《一代人》,大學時期諷刺澳門社會及傳媒的畢業短片《假面》等等。


《G.D.P.》中三位主演婆婆,為入獄不惜扮鬼扮馬打劫銀行


“沒有留下來的理由決心赴法進修電影

電影能引發觀眾產生共鳴的內容,就是從自身生活中接觸、觀察、理解,在屏幕上呈現熟悉及嚮往的故事、土地與人物。而澳門這個具有獨特歷史文化背景的小城,從澳葡時代開始至今,存有不少投身電影業的有心人,致力以影像紀錄澳門小城的光與影。


黃小雅談起第一次接觸電影,是從擔任場記開始。“14年剛從法國回來澳門,陳雅莉導演就開拍《Timing》,她知道我在澳門,就讓我一起幫忙。那時算是第一次正式開始接觸電影相關的工作。”之後再輾轉在數個劇組中吸收經驗,終在2016年執導第一部劇情短片《下一站》。


      事實上,希望能夠執導劇情片的想法,早在大學時期萌芽,但她說因未有太了解行業的詳情,在2011年大學畢業後,就投身廣告公司。在廣告公司工作的兩年間,雖然嘗試了許多拍攝工作,卻沒有一樣屬於自己的作品,繼而產生了離開澳門,到外地走走的念頭。“當時覺得拍來拍去都是這樣,就算繼續做第三年、第四年,應該都差不多。我看不見一個明確的未來,也沒有一個令我想留低的理由。”


黃小雅遠赴法國修讀電影碩士課程,其實附近地區也有不少知名電影學府,為何孤身一人離鄉背井,前往語言不通的國家?“當時北京、香港、台灣也有想過,但這些地方都離我好近。我好想去一個好陌生、連語言都不一樣的地方。”往外地一走的想法萌生後,她便做了許多資料搜集,留學英國及德國都曾在考慮範圍,但在大學老師的傾談中,她下定決心選擇了電影發源地法國。“以前大學的老師在法國畢業,就有次聊天,談到我想出去留學,想讀電影相關,她就鼓勵我去法國。因為法國就是電影發明的地方。我又看了很多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就覺得這個地方好適合我。”


出走澳門拓闊視野 電影創造更多可能性

常說“電影反映人生”,不同國家的電影,因其語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歷史發展的背景不同,因而有著不同的視野。即時活在同一個時代下,也因視野的廣狹,欣賞不同的風景。但有些風景是迥然不同,在電影的世界裡,就巧妙地反映出當下的真實存在。對於這趟法國之旅,黃小雅有感:“當去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再回到澳門,視野有了改變後,就好想拍一條片去記錄這一刻,去紀錄自己看到的人與事。”


法國的自由氛圍,讓黃小雅認知電影能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她表示在法國的氣氛與澳門不一樣,大家聚集在一起,並非討論美食等輕鬆話題,而是嚴肅地討論社會性問題,能更了解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次的出走,讓黃小雅沉澱下來。返澳後,一邊接觸電影的相關工作,一邊思考及組織屬於自己的第一個故事:下一站。


劇情短片《下一站》,透過巴士的集體記憶,講述人與城市之間的關係


     《下一站》講述乘客透過一程巴士的時間,回憶過去,重新認識澳門。因為巴士是大眾的共同記憶,透過巴士這個集體記憶,與觀眾一同回想及思考城市的變化及自身的關係。黃小雅自言《下一站》的故事框架,自大學時已經醞釀。她一直想拍攝一個關於澳門巴士的故事,但都止步在構想中,反而從法國回到澳門,就有很強烈的感覺促使實行。“我覺得去不同的地方,視野和想法有了改變後,就會有這種強烈的感覺驅使實行。我始終都好想做到導演,畢業之後都停了幾年,無拍過自己作品,都覺得是時候要重拾回來。而且當時又認識了很多本地創作人,他們都很鼓勵我去拍。”


黃小雅自言《下一站》是比較個人內心的故事,而電影是連結社會及生活,反映真實的存在,因而近期作品《G.D.P. Grandmas’ Dangerous Project》,則反映關懷長者問題,“最初我都無定死一定要用女性長者的角度,但採訪過兩間老人院,幾乎九成都是女性。”她指出男女壽命長短是最普遍的原因,且分享採訪過兩位婆婆,丈夫已過身七至八年,但她們一直住在老人院。“所以在人生中的最後一段時間,女性獨自去面對孤獨的問題,似乎比較嚴重。”


現時氛圍似法國新浪潮澳門電影留待定義

觀眾觀賞電影,散場後留下的記憶,或是演員、或是故事、或是引申的深意,但造就一部電影,離不開一群幕後英雄。電影有許多不同的崗位,牽扯許多細節。但電影圈起薪點很低,亦有部分有志投身電影事業的青年因此卻步,黃小雅認同這是行內面對的問題。“尤其在澳門拍劇情片,只能靠資助,但本身資助金額,並非百分百可以全額資助。而且做電影,涉及團隊裡面的其他崗位,譬如一個燈光助手、攝影助手又是一個什麼價錢呢?如果大家都有一個標準,那麼就能靠電影產業糊口。但澳門現在這個階段,是好難去實行。”她接著補充:“工作人員如何區分商業作品及獨立作品的製作,就算大陸、台灣、香港,有好多獨立創作,都未必達到合理價錢。這是導演、監製,幕後工作人員,都要消化的問題。”


做過導演也做過場記的她自言:“兩者並無太大差距。但導演是統領,所有事情都關你事,任何一個職位都需要去考慮


     談及澳門電影氛圍,她指出澳門雖有影展大型活動,但在宣傳方面力道不足,作為一個在澳門搞的影展,但並無太大宣傳澳門的作品,更多似是一個吸引遊客的活動。”澳門電影雖然剛起步,但總體而言是樂觀的,她表示:“圈子好細,基本上做電影的朋友都認識,能夠互相幫忙,這個氣氛是最好,有點似以前法國、香港電影圈最初的時候。後來比較出名導演,剛開始都在這樣,一起討論,互相幫忙,現在的澳門有點似那時候的氣氛。”特別是戀愛電影館成立之後,更有法國新浪潮初時的氛圍,“那時候的導演都很喜歡聚集在一個地方看電影,和館長都是相熟的,再慢慢開始拍片。現在我們很多導演都會去看電影,然後一起討論。

 

澳門的電影史很短,只在華語圈佔據很少的一個部分,電影製作更沉寂過一段很長的時期,直到近年才重新興起。“現在討論‘澳門電影’依然尚早,始終香港電影、台灣電影已經發展很久,都有過輝煌時期,而澳門電影業才在萌芽階段,未必現在就需要為‘澳門電影’去做一個定義,可能再過多幾十年,留待之後的觀眾去定義。”黃小雅如是說。


 

術業有專攻,一套電影離不開一群幕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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