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筆者有幸前往北京了解剛過去十月上旬，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的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筆者作為年青學員，有幸在中央文化和旅遊管理幹部學院學習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范玉剛以《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切實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為題的報告，沿着文化思想的目標來思考澳門文化發展在回歸以後到今天的發展與突破，得出以下三點與讀者朋友們分享。
首先，文化話語權的多元共容。文化的推動與發展可以自上而下，亦可自下而上，兩者並不矛盾，並不一定需要處於競爭的層面來思考。依據澳門的歷史發展來看，民間社會的發展與國內有着明顯不同，在殖民政府放任自流的發展特色中，形成了澳門居民愛國愛澳的傳統價值體系，在中西共融的澳門社會中，少有族群之間的衝突出現，這種情況充分得益於社會領袖與各界別對外的溝通協商，對內的溝通交流、共識搭建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澳門政治與社會發展則呈現出話語權之間的各種自由表達權，而在衝突發生之前，已經在內部消化，或是在外部團體之間達成共識。因此，形成了社會和諧發展的澳門特色。
第二、文化對話權的各取所需。澳門作為民間社會極度發達的地區之一，在大中華世界來看亦實屬小數，彈丸之地遍佈社會自發組織的團體，形成了市民之間各種交流的契機，社會個人是高度聯繫在一起，對比西方社會學所指，全球個人原子化現象，在澳門獨特的社會地理、文化與社會組織的高度聯繫之中，其社區衰落現象顯得緩慢，甚至在新興團體的公民生活中，澳門產生了另外一種獨特的市民社會模式，高度結合，信息交流頻繁，以至於社會個人的公共生活能夠相互理解，需求信號在基層醞釀、中層傳達、高層設計及發佈確認的過程中得到了各階層的認可與同意。雖然共識達成到實踐需時較長，卻能行之有效。
第三、文化討論權的結果導向。澳門民間社會的高度發展，形成了各階層設有互相討論的機會，在治理的過程中，政府介入社會，社會自發形成的話語體系，能夠在不同場合得到一定的討論空間，形成了各界發表意見、討論意見、形成共識、達成目標的契機。在關係溝通之間所形成的對話與交流，為澳門文化發展提供了理論的、共識的集聚及分散過程，在傳統與創新之間，修正舊的事物，對新的事物產生質疑，兩者形成的力量為傳統的發展，創新性的突破提供窗口。
最後，結合澳門歷史發展的脈絡，澳門文化界在回歸迎來廿五周年的節點來看，如何在政府主導、社會推動的支持者及執行者角色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背靠祖國，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中凸顯澳門特有的文化特色，將為澳門文化事業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發佈者：張 少鵬，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s://fantasiamacau.com/2023/12/22/%e6%96%87%e5%8c%96%e5%b0%8d%e8%a9%b1%e7%b5%90%e5%90%88%e7%a4%be%e6%9c%83%e6%89%80%e9%9c%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