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語言妥協的詩人 ——專訪澳門詩人黃文輝

黃文輝的經歷相當豐富，身兼澳門作家、詩人、攝影師，亦曾任《澳門日報》副刊常務副主任、澳門筆會副理事長，現任職於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著有詩集《鏡海妙思》(合著)、《因此》、《我的愛人》、《 歷史對話》；散文集《不要怕，我抒情罷了》、《偽風月談》；文學評論集《字裡行間》；與人合著《澳門作家訪問錄(I)》；合編《澳門新生代詩鈔》、《澳門青年文學作品選》。

走一條與別人不同的路

作為一名文學人，黃文輝認為突破傳統思維並開拓新領域是寫作人的責任。身處在八九十年代時的澳門，年輕時的黃文輝擁有著反叛的激情，在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之下運用大膽的意象和寫作方式，創作了一首又一首的詩歌，對舊觀念造成衝擊。

《謊言》

圓圓的月被窺見

便懷孕了

我用腳在她的腹部狠踩

她便流產了

下個世紀沒有太陽

——摘自《鏡海妙思》黃文輝

  時代不斷更迭，唯人類的情感萬變不離其宗。當過五年中文老師、對中國文學十分了解的黃文輝信手拈來的，都是妙句：從《詩經》中「君子好逑」美好、《長恨歌》中「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的憾恨，到近代徐志摩「輕輕的我走了……」此類詩句，說的是愛情，然而因表達方式不同而造就了唐詩、宋詞、現代詩等不同的詩歌創作形式。他時常感嘆那些偉大的作品正是因為形式、想像力與前人不同，切入情感的角度獨特、不同表達方式展現才得以廣為流傳。

無人能置身於社會之外

黃文輝的詩文素來蘊含着批判意識，對他來說社會是無法逃避的現實。「觀察社會是理所當然的事，人只要活在當代便無法成為隱士。」黃文輝說他比許多人幸運，在《澳門日報》副刊裡擁有一塊天地，得以在其中發表意見並為人所見。就如張愛玲的愛情小說也離不開時代背景一樣，受五四新文學啟發和魯迅的影響的黃文輝，關心社會並有感而發是平常事：「不敢說自己看得比其他人深入，只是我有機會書寫專欄，讓更多人看我的想法。」他也經營部落格，與朋友互相交流意見，並不時發表心得。

談心境的轉變：未知死，焉知生

隨著年齡的增長，黃文輝的心境也慢慢地改變。「轉變前後各有好壞，」他說，「年輕時熱情大膽、勇於表達，但想法單一，不自覺站在道德高地肆意批判。」如今他自認沒有當年的爆發力，不過多年來的社會閱歷、知識廣度卻賦予了他多方面思考的能力。喜愛看書的他談到《好人總是自以為》的內容：「不能只顧自己的道德需求卻罔顧別人的感受，因為社會不是只有自己。」由早期創作爆發、旺盛力強，直到現在變得成熟穩重，力度比起以往雖稍遜，但對黃文輝來說，不偏激，洞察事物、透徹理解一件事情———即保持思想的尖銳性更為重要。

由於人生無常，黃文輝也時常思考著死亡的意義，而這種心思也無形中影響著他的作品。在翻看街拍的照片時，他發覺自己原來拍了不少殘舊之物：牆邊的菊花、剝漆的膠椅、生銹的刀……「死亡是一個坐標，正因為人會死亡，才指引了追求的方向。」活著的動力建立於死亡之上，倘若沒有了死亡，人生便會完全失去意義和價值。早在2006年，黃文輝在散文集《不要怕，我抒情罷了》裡的文章《未知死，焉知生》裡談到對死亡的看法，可見這些攝影作品都是累積了平日思考和能量，在有形無形中影響了創作。對此他亦有感而發：看開一切事物，不用執著，因為不知死亡何時光臨，應要把每一天當作生命的最後一天來過。

困在詩的牢寵中：情感和語言搏鬥

「於我個人而言，寫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每次總困在語言的牢籠中望天打卦。」黃文輝曾在2006年《鏡海妙思》裡提到語言的牢，然而直至今天仍和語言搏鬥。「其實寫詩對我來說是雙重痛苦：一方面是情感的擔子，另一方面是創作意象的㝷覓－－但寫詩也是唯一解脫痛苦的方法。」他一直在發掘新的意象，希望在創作上有所突破，用新的感受來描述情感。

不隨便對待語言、字字斟酌是黃文輝的堅持，對節奏安排、斷句疊字也十分嚴謹。即使題材不同、心境轉變，但對語言及意象的執著絶不退讓。因此，寫文章時要思考很久，只因想花時間講好一件事。他笑言即使是人物採訪，也會別出心裁安排架構來呈現受訪者的面貌，「不流於一般，就是我對語言的重視。」

文學創作：一輩子的事業

黃文輝感嘆現今寫詩沒有年輕時的「氣力」，想象力也漸漸下降。但他卻不因此而氣餒，皆因他十分珍惜詩人這個身份，亦對詩十分慎重，所寫的內容都是字斟句酌，認真的程度即便是攝影也不能比擬。「每一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照片上傳到社交媒體，然而詩卻需要沉緬、內化，再將情感訴諸文字。」

不想離開詩的黃文輝，即使想到寥寥數字也會寫下來。他笑言曾試過兩年沒碰專欄，感覺如同身體生銹，對周圍敏銳度也逐漸下降。「工作退休便結束了，但文學創作卻是體現自我價值的地方。若連寫作這唯一擅長的領域也保持不了，那豈不是很可悲嗎？」對他來說，創作是一種堅持，且是絕不能拋棄的。

澳門文學：有待磨練和發展

談到澳門文學，黃文輝也不諱言，他認為澳門的文學創作水平和其他華文圈子相比，確實存在一定的距離和差距。但最關鍵的因素，還是要看一個地方的政經地位及水平。「在賭權開放前，澳門的政經地位較低，也沒有資源來發展文藝產業，更談不上什麼能見度。」

但他認為自從澳門經濟好轉，文藝圈子與外面交往逐漸頻繁，澳門政府的對文化的資助也增加了創作機會。隨著年輕作者、人文科系背景的人才崛起，他更相信這些都會為本地文學的發展帶來一番新局面。「如今許多人知道文學需要宣傳，要透過不同渠道來建立形象和包裝，」他對本地文學發展頗有信心，笑言：「現在世界是你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