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馬特亞文化的崛起與消亡

文/白慶之

圖/網上圖片

五顔六色的爆炸龐克頭、身穿著各種奇葩怪異的裝束，是潮流和廉價的結合體，是農村試圖趕上城市化的扭曲產物，人們嘲笑他們是一群異類。作為在中國20世紀盛行一時的當代青年亞文化，時代賦予了他們一個統稱——「殺馬特」。曾經紅遍全國的特殊群體，卻隨著2013年内地網絡淨化活動中逐漸銷聲匿跡，直到導演李一凡在2017年起開始拍攝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從深圳開始，在廣州、中山、重慶等内地城市，才讓他們重新回到公衆視野。殺馬特亞文化的出現和衰落，不僅揭示了社會的當代面貌，也在城市急速發展中形成了特殊的意義和抵抗的空間。

殺馬特亞文化的崛起

殺馬特亞文化的產生，並非無中生有。根據文化理論家Michael Blake在其著作《青年文化比較》中指出，亞文化由「意義體制、表現模式和生活方式所組成，它反映了社會非主流群體渴望打破社會機構矛盾的嘗試」，西方自20世紀50年代起，因應二戰後的特殊背景（殖民政策、無政府主義等），亞文化以獨特的姿態自成一角，如龐克（punk）、嬉皮士（hippie）。

殺馬特盛行於2008年，其崛起可追朔至中國80年代中期，農村外出的勞動力不斷擴大，截至200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已達14萬餘人，而其中80後90後的當代青年被歸類為「新生代農民工」。在國家統計局2011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中，則説明了此族群因為收入、工種、政策等因素，在「市民」和「農民」的身份認同中處於尷尬處境，並缺乏幸福感和歸屬感。

「出來就只有一個選擇，就是進廠。」在《殺馬特我愛你》中，顯示殺馬特群體的背景大多是學歷低，試圖擺脫農村而加入新生代農民工的行列，並圍繞工厰展開他們的城市夢。中國社科院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李人慶曾和李一凡一起到多位殺馬特青年的故鄉調研，並發現殺馬特青年多是被社會、學校、家庭忽視的留守兒童。「他們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休息一到兩天，收入卻只有三四千塊錢。這三四千塊錢不僅是冷漠的數字，還是工人所經歷的極度的疲勞和生命的貧乏，以及面對階級固化後的無望。」導演李一凡說道。由此可見，基於游離於鄉村與城市之間的身份焦慮，以及對固有階級的無力感，群體以集體性需求逐漸凝聚，並構建獨有的殺馬特亞文化，當中具有消極反抗的意味。

自我隔離的族群

被視為最底層的族群，逃離農村，走去大城市。殺馬特的生命線和流水線互為牽引，枯燥、殘酷，生產鏈條上的是待處理的物料，還有那逃脫不了的明天，在重複勞動中滿足資本主義的需求，受訪的殺馬特表示：「感覺就是活在一個牢籠裏，外面的世界不知道，什麽都不知道。」

伯明翰學派中，把亞文化的特性分為抵抗性、風格化和邊緣化。在遭遇了與城市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後，為了擺脫人們對農民樸素老實的形象，他們通過髮型、服飾、妝容等外在元素形成獨有風格，以一種新的身份奪回社會話語權，與外界形成明顯的社會區隔，自行邊緣化。他們不僅擁有充滿視覺系的打扮，而且利用QQ群組、火星文等建構共同文化，内部分工仔細，具有組織性。通過一體化的象徵符號突破自我意識的迷惘狀態，從而實現身份認同（Identify），進一步加强青少年對群體的歸屬感。

值得留意的是，「邊緣人」(marginal man)的概念由社會學家Robert Ezra Park所提出 ，他指出：「在新舊兩種文化中，個體渴望加入新群體但容易被排斥，從而焦慮不安、適應不良，這或多或少會促使個體成為邊緣人。」（Park，1928）皆可有效解釋中國城鄉一體化下，這個社會群體在身份、生存、發展中所產生的困惑，而從被邊緣化中走上自我邊緣化的過程。

誰扼殺了他們的存在

隨著2013年至2014年中國在清理三俗資訊的行動中，殺馬特被定義為低俗，從而被主流禁止、打壓。美國《外交政策》刊文曾這樣形容他們：「殺馬特是中國移民大潮和這個國家階層區分擴大的副產品。」（Rachel Lu，Vanity Fail）

在《殺馬特我愛你》中，我們聚焦的不僅是一個群體的故事，更多的是社會對於自由主義的霸權制度。殺馬特作為中國新移民潮歷史下的見證者，從失去自由的工廠環境中所產生的非主流文化，其揭示了移民青年在文化與思想上的匱乏，注定無法逃脫在城市和鄉村接軌的裂縫中墜落，成為時代下的畸形產物。在城市的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眼中，殺馬特也無疑被冠上腦殘、山寨的標籤去抵抗主流社會的審美，令這群新生代農民工所建造的自由烏托邦從此消亡。

《殺馬特我愛你》片尾留了一句話：「審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點。」殺馬特的意象，正正是對固有形象的抗議和突破，也是代表著一種擁抱自由的叛逆，在絕望的社會壓迫下立起一次解放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