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產生,大多源自人的內心之感,而內心之感皆為外物使然。這裡所談及的「外物」,「小」可以是每日見聞,瑣事悲歡,「大」可以是王朝更替,時代變遷。而音樂文化的發展,又與各個時期的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息息相關,不論是中國還是歐洲,「觀念上層建築」都影響著音樂文化的發展,本文將通過對早期中、歐在這類「意識形態」上的對比與論述,淺要探討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之路。
一、「大道同源兮,萬法以歸宗」
縱觀全球歷史,音樂文化產生的分支雖眾多,但尋根溯源,音樂文化產生的最初形態、功能和效用,卻殊途同歸。
比如,西元前五世紀至前四世紀的希臘文明,史學家稱為「古典時代」,「在繁多的祭祀活動中,都不可缺少群眾齊唱的讚頌神明的歌」1,此時的音樂文化大多為了與「神」交流而使用,而整個歐洲的音樂文化便發源於此。
1.李應華:《西方音樂史略》,人民音樂出版社,2017年,第2頁。
又比如,中國古書《山海經·大荒西經》曰:「開(即啟)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中可知,在中國古時,音樂被認為可與「神」交流。而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對「九歌」的注釋則是:「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也可推測當時的中國音樂文化以祭祀讚頌神明為用。
二、「神的意志」高於一切所造就的歐洲早期音樂文化
西元五世紀,日爾曼部族吞併西羅馬帝國,自此開始,歐洲進入封建社會,基督教也隨之成為西方的「國教」,教會壟斷了幾乎所有的科學和文化,包括音樂的寫作、教學、傳播等,都隸屬於教會,由神職人員管理,教會的地位高於國家統治者。在歐洲,教堂隨處可見,這與基督教所提倡的「拯救世人」的宗旨相符合,也為歐洲宗教音樂提供了傳播的場地。西方教會雖分化出許多派別,比如「有東西方之分」的「東正教會」,「有新舊之分」的「基督新教」等,但最終其「強勢」的宗教文化,讓歐洲的宗教音樂成為西方音樂發展的根本。2
2. 戴定澄:《西樂東漸、中樂南移的文化彙聚──論澳門音樂歷史傳統的獨特性》,澳門理工學報,2022(03):48-59。
當歐洲的宮廷音樂,世俗音樂與宗教音樂開始交流,便逐漸形成了多聲部音樂比如:「奧伽農」(Organum)、「笛斯康都」(Discant)、「康都克特」(Conductus)、「經文歌」(Motet)等,而宗教音樂仍佔據重要的地位,這在當時的音樂作品中也有所體現:各個聲部依然圍繞著「聖詠」(Chant)聲部進行創作。在這個時期,歐洲雖經歷王朝更迭,但教會在經濟,權力和精神上依然是主導地位,且作為科學,文化和教育的中心,發展出了較成熟的音樂理論體系。西方音樂文化,在這個高權力,高財富,高文化彙聚的「搖籃」裡,埋下了其終影響全球音樂文化發展的「種子」。
三、「皇權至上」影響下的中國早期音樂文化
西元前五世紀,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進入了封建社會,後歷時近兩千年,朝代更迭不斷。與歐洲不同的是,中國的宗教通常處於皇權之下,雖在音樂、文學、醫療等方面有較深的研究與發展,但都服務於「皇權」,也會因「皇權」的更迭而湮落,所以中國沒有形成如歐洲般,統一而有力的精神信仰。再者,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其「清靜無為」「道法自然」的主張並不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因此,中國的宗教音樂文化,雖有「大道」,但「有緣」與之學習,研究和發展的人卻很少。
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世俗音樂逐漸成為「潮流」影響著中國宮廷音樂,比如,從《戰國策·齊一》中所說的「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到東周「東周禮崩樂壞」,最後也有了《呂氏春秋·孝行覽》中「客有以吹籟見越者,羽、角、宮、徵、商不繆,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的情形。由此可見,中國民間音樂與宮廷音樂的發展都受到統治者喜好的左右,但這樣的「寵愛」和「扶持」都難以長久,很難形成統一而成熟的理論體系。因此,中國的音樂文化,不論是宮廷,宗教還是民間,都缺少「契機」進行長足的发展與融合,事到如今也尚未形成全球性的「潮流」。
四、結語
歐洲強有力的宗教文化,是西方音樂文化的根本,成熟的音樂理論體系,是西方宗教音樂,宮廷音樂和世俗音樂相互融合的關鍵,各類音樂文化的深入融合與發展是西方音樂「影響」全球的重要「契機」。
史海鉤沉,中國宗教音樂,雖有一定的理論體系,但獨立於世外,發展緩慢。而中國宮廷音樂與民間音樂,分支龐雜,發展不一,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因此,筆者認為中國音樂文化雖歷史悠久,但卻未能發展至影響全球的原因,也可推測為這三者之間缺乏深入交流與融合的「契機」。
如今,中國處在和平發展階段,全球文化大融合,世界音樂文化與中國音樂文化開始大規模的碰撞與交流,西方音樂的理論體系正「幫助」著中國的各類音樂開始較穩步的發展與融合,而舊時中國宮廷和宗教音樂文化所遺留的理論體系,也將在這次碰撞中開始比對,完善和統一,雖都非一日之功,但也能從當今的「觀念上層建築」的指引下,隱隱窺探出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的「契機」所在。
(作者為澳門城市大學音樂學範疇博士研究生,指導老師為戴定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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