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化藝術發展的社會共治模式

澳門藝術節承接上一年的節目及活動，本年度亦繼續迎來不計成本的藝術活動。筆者作為澳門三大節（藝穗節、藝術節及國際音樂節）的常客，對文化主事機構不計成本投放在公共文化服務的工作表示認同。在這裡提出數點供讀者朋友們思考：

第一、文化是經濟利益或社會效益重要呢？簡單來說，文化本質就是花錢，要想在公共文化服務上獲取利潤，本質就是天方夜譚。或換個說法，政府具有公共性的服務，本質就是花錢及不可能獲取利潤的。試想像一下，比如國防、外交等能否以成本效益來計算呢？或者，在我國改革開放前，監獄、警務工作由於薪酬過低，大伙兒接“私活”，變相令公共服務蒙羞，直至今天，仍有不少東南亞國家的監獄都以“用者自付”來營運，監獄都變成了一門生意，國家的公共性確實受到嚴重挑戰。

第二、公共文化服務對個人及集體的“民族性”構成的價值與意義。回歸到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作為政府最大投放的三節（藝穗節顯得不太入流，因為花費不夠高，但是作品卻經常讓筆者喜出望外），在疫情後，由於經濟疲憊，啟動力量不足等，更多的項目以內地的作品為主，無可厚非。作為“一國兩制”的特區政府，承擔的文化交流責任是任重而道遠，更應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去佈設，切忌將文化單一化、壟斷化、功利化。中葡交流平台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美食之都、世界文化遺產，以及非遺等均作為澳門文化對世界以及國內同胞體驗澳門獨特性的重要資源，同時亦成為澳門與國內其他城市難能可貴的價值差異之處，多元文化呈現的重要基礎。在保護文化權利的大背景下，中西交融不能遜色，亦不能褪色，更不能失色。

第三、公共文化服務的開放性，文化多元共治的起點。現時澳門以公共主體作為文化供給的主要平台，對培育社會力量產生了重大的阻礙，忽略了澳門文化多樣性的特徵，本質就失去城市活力，澳門中西文化五百多年的交融與溝通，不該以單一文化統領的形式存在，既失去現實價值，亦失去應有的社會文化力量。在澳門近代擁有百多年歷史的社會組織，它本質就具有與澳門在地特色。與國內的社會組織比較之下可見，澳門社會組織的建構具有便利性、公共性、普惠性，以及慈善引領的特質。

在回歸前，澳門社會民生服務供應不足，導致了社會自發而生成的組織，擔當了擬政府的角色。回歸後，這些當年的社會組織領導人亦陸續走到澳門的核心政治舞台，擔當重要角色，行政汲納社會，最終形成了公共權力的集中化。對於文化藝術，可擔當一個柔性的角色，成為文化共治的主要切入點，在社會參與中減免了政治參與所引起的挑戰問題，在繁榮社會的同時，慰藉心靈，創造正向的、具澳門特色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