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台灣探索澳門文創產業的發展

——專訪于國華博士

文/商培禹

       于國華個人簡介

      曾任民生報資深記者，民生報活動企劃組主任，臺灣學學文創志業執行長，臺灣表演藝術聯盟秘書長和理事長等職。曾獲新聞局“第十屆中華民國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第五屆臺北文學獎”。目前在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擔任專職教授，也在澳門理工學院文化創意產業教學暨研究中心擔任客座副教授。

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于國華教授

人生並不只有一扇門

       當于國華教授被問及為何從航太工程，跨界到媒體，又跨界到文化創意產業的時候，于國華教授微笑道：“我以前很喜歡機械工程專業，也沒想過做其他的事情，大學畢業後為了出國留學，想要存學費，當時找到的工作就是《民生報》的記者。我發現《民生報》很貼近人們的生活，也很有興趣，一做就是十幾年。《民生報》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會創造新聞，為了提升品牌形象和大眾的參與度，舉辦了各種活動。在其間，我們做了很多策展和文娛活動，現在看來也是文化產業的一部分。”

松山文創園區東向製菸工廠-早期主要處理菸葉的老舊廠房，轉變為文創共好平台「松菸小賣所」(圖片截取自網路)

      從民生報離開後，于國華先生又先後擔任了臺灣學學文創志業公司的執行長，和臺灣表演藝術聯盟的秘書長和理事長。“這期間有在大學教書的機會，教學相長，發現對相關研究不夠深入，又選擇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念了博士。”畢業後，于國華教授繼續在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從事教學，去年接受了澳門理工學院邀請，來澳擔任文化創意產業教學暨研究中心客座副教授職務。

      “隨著互聯網資訊的普遍，很多以前需要老師教授的知識，學生輕易就能找到。現在我會帶著學生去村鎮生活，同時做田野調查，甚至到農家學做菜、下田插秧割稻。我發現很多大學生，甚至不曾赤足踩踏過土地，學習應該從體驗生活開始，這正是當代學生比較欠缺的部分。”于國華教授笑著補充。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

       在臺灣，從文化產業到文化創意產業，歷經三個階段的發展。“臺灣在1990年代，面對政局紛擾，政府為了實現本土文化復興、推動文化紮根，提出口號“經營大臺，要從小社區做起”，推動了一波影響深遠的社區營造運動；當時文化產業和社區營造是連結在一起的文化政策。大約在2000年前後，臺灣面臨迫切的產業轉型，靠過去代工為主的經濟模式已經過時，臺灣經濟必須向高值化產業發展。2002年提出《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文化產業與創意經濟整合，成為“文化創意產業”；而文化創意產業超越文化部主管的文化產業範疇，成為當時的經濟政策，目標在推動經濟發展轉型。2010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完成立法，確定文化創意產業的15個項目類別，而後主管機關針對不同產業類別推出支持策略。自此文化創意產業進入第三階段，成為目標明確的產業政策。”

台灣社區營造政策大事年記

       介紹了臺灣文化政策發展脈絡後，于國華教授笑著補充：“1995年我在民生報做記者，主要負責文化政策欄目。當時臺灣政府接受日本千葉大學宮崎清教授的指導建議，發展社區文化產業，建立創新特色經營模式，藉由吸引外地民眾來參觀學習，帶動社區的觀光經濟。當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當時主推此政策的陳其南副主任委員是有名的人類學家，他也是現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

      說實話，因為之前我一直學習工程科技，後來又辦活動，並不瞭解文化政策，所以當時陳其南先生跟我介紹社區總體營造概念，我幾乎都聽不懂。唯勤能補拙，那期間陳其南教授到處宣講，我只要有空就跟著他學習，逐漸瞭解到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背後，其實是一個社會教育的工程。過去在傳統社會，大家各自照顧生活，缺乏共同體精神；發展社區需要有一些共同事務，讓大家凝結起來共同面對。所以文化政策在發揮的作用就是，它通過補助方式，在社區裡推動一些計劃，比如美化社區空間、舉辦小型文化藝術活動等，通過這些方式，使得社區人們突破生活的日常，大家必須透過討論，決定行動方案並且分工執行。所以社區總體營造正是通過這種策略，讓民眾學習如何凝聚在共同的目標之下，透過地方文化特色變成展覽或是活動，帶動當地的社會與產業發展。

       臺灣社區都有“輸人不輸陣”的傳統，政府啟動社區活動後，由民眾自發形成組織、策劃活動，大家都十分團結。希望做得比其他社區好，如此就必須形成差異化，才能脫穎而出，因而形成了競爭的良性迴圈，造就了不少品牌社區。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好多遊客去臺灣玩，會發現很多特色小村鎮的原因。”

應由三方共同推動澳門文化創發展

       談及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于國華教授認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成長，很大程度要和社區與社會發展結合。博彩業使澳門快速實現經濟增長，十幾年之間從小城市變成國際都會，但澳門其實還是只有65多萬人口的小城市，但現代都會面臨的問題，卻一點都不會少。澳門政府有限人力與資源要應付那麼多問題，相當不容易：唯一方法就是激發社區參與，用自發的小系統運作，分擔大系統的困難。

      小系統與大系統之間又需要仲介平臺組織進行聯結。如臺灣學學文創志業和表演藝術聯盟就屬於這樣的仲介平臺組織。

      平臺組織一方面整合民眾意見提供給政府，政府產生政策後，又可以將政府政策轉移到民間，在政策落實中也可以起到第三方輔助與監督的作用。平臺組織是政府與民眾之間溝通的橋樑，可以加速二者之間的合作，讓彼此的關係更和諧。澳門是社團社會，一共有七千多社團，民眾之間的連接也十分緊密。社團起到一部分平臺的作用，但是社團並不一定等於平臺。

我們從天鴿颱風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老百姓自發走上街頭，互幫互助，解決很多政府難以照顧的角落，這就是社區和人民的力量。天鴿颱風是一場危機，那麼，是不是可以通過比如舉辦社區活動，創造‘安全的危機’，促成社區團結合作機會？

       社區總體營造的根本是民眾自己組織起來與政府合作解決社區的問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也需要人民自己組織起來，通過平臺仲介組織，與政府合作，解決自己的問題。澳門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如設立澳門文化產業促進廳，設立文化產業基金，通過補助方式啟動民間的創造力。現在的好多機會其實都是政府與民間共同創造的。政府與民間的夥伴關係，一定程度可以解決政府失靈的問題。

       因為社區是人生活的地方，所以限制很多，並不能完全商業化，不能從經濟角度一概而論。當然，有人生活就會有活動，也正是從這些生活痕跡當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當地人們生活的真實與豐富。社區文化創意的發展其實是文化生產的根源，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不能脫離這個根源，學術上將其稱為“地方真實性”。地方的真實性如果可以變成發展素材，既保存了地方的真實性，又可以逐漸發展成文化產業，過程中還可以通過帶來觀光經濟，形成品牌效應，創造經濟價值，幫助當地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積小致巨 美與共生

       澳門的博彩業全球知名，為滿足高端消費人群的需求，無論是設計還是裝飾，水準都很高。但是澳門博彩產業與澳門文化創意產業之間整體上其實並沒有聯結。博彩企業除了賭廳收入，還有住房、餐飲和娛樂收入。從拉斯維加斯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賭廳的收入比例越來越低，其他三項收入佔比越來越高。澳門《水舞間》就是很成功的例子。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設想，如果增加博彩企業與文創產業連接，不局限於從國外買進節目，而是由博彩企業出資、本地創作者參與製作節目與活動，在其中融入澳門自己的故事與文化，未來在增添澳門文創產業的活力的同時，也可以降低成本，並且與當地產生更好的聯結。我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塔石藝墟活動為文化局主辦,旨在推動本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今年是該活動的舉辦的第十周年(圖片截取自網路)

      我們也不能忽視一些正在萌芽的文創小店。澳門開店成本高，年輕人承擔的風險更大，為此政府提出一些補助和支持措施。正是這些創意小店，星芒一般，代表了未來澳門文創產業的希望，積小致巨，他們正在形成澳門的文創消費習慣。在中西合璧的澳門，這些個別的努力，正在實現社會學大師費孝通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