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人類學者與經濟師的攝影對談

文/張健文 圖/受訪者提供

區智聰，原名Jorge Manuel da Veiga Alves，1954年生於葡國，經濟系畢業後成為專業經濟師，1983年加入葡萄牙銀行至2015年退休。1986年受命獲派至前澳門發行機構（八九年重組為貨幣暨兌換監理署，現為金融管理局）工作，直至1994年返葡，離任前官至該署貨幣暨兌換事務部首席經理。

七十年代初，區智聰賺得首部戴安娜相機，自此迷上攝影，之後又曾參加潛水攝影訓練。退休後埋首攝影並專注於其澳門攝影作品的數碼修復和展出。作品曾獲多國獎項，也在多個攝影平台和社交網站得到好評，區智聰在過渡期早年拍攝大量澳門生活照片，在Facebook群組「老餅話當年」得到相中人親友的熱列反響。葡國方面，疫情前區智聰曾多次透過講座介紹其作品。

從人文角度來看，區智聰的攝影，尤其是澳門早期的作品，不單是充滿著一個葡國人對澳門的好奇和鍾愛，拍攝了大量澳門平民大眾的生活點滴，今天這些照片也已成歷史見證，而且不失美感，當中不少更是筆者以為優秀的「殖民地攝影」。雖然舉辦過多次個展，但仍未有機會完全以澳門為專題展出其作品，澳門至今亦還沒有機會主辦相關展覽。已修復過的照片正不斷在區智聰的Facebook專頁（JorgeVeigaAlvesPhotos）和Instagram（@jorge_veiga_alves_fotos）上更新分享。以下是對談內容：

張健文：區智聰前輩，您是在葡的退休人士，現在以「業餘愛好」攝影人自居。您在澳門和世界不同地區拍攝過大量的照片，當中不少晚輩夠膽認為前輩您對攝影作品中的人和事均是充滿著溫情的，這是晚輩個人在大作中主觀看到的特點。這當然也能在您在澳門過渡期起首幾年，也就是八十年代沒、九十年代初生活時所拍攝的作品中看到，那時您用的是菲林相機，後來在2005和2016年回澳探訪時拍攝的也是有著類似的溫情，不過用的則是數碼相機。同時，晚輩也在大作中看到一種葡國人的視角，對人物、顏色、光影對比等事情有著好奇卻又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您認同晚輩的說法嗎？認同的話，為何您在攝影時會有這種溫情？為何會有這種透過攝影去製造美感的需要？

區智聰：基本上我認同你的說法。於我而言，攝影的根本就是去捕捉繼而傳達情感。我常說我的腦和心之間植入了一塊「攝影人晶片」。攝影的話當然要有技術上的認知，不過我覺得如何運用情感才是最為重要的。

再者，我喜歡的攝影類型主要是在不同的地點、事物、人情中捕捉當中的良處，固中的溫情也就正是我嘗試抓獲和向觀眾傳達的。同時我也努力做到能向這些地、事、人表達敬意。

這並不代表我不會去拍一些應予以揭露的弊端，不過這算是需要在特定的項目中拍攝的，而且同時我也覺得對於社會而言展示世界美好的一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同樣地，我認同你說我有「葡人視角」的說法。

葡國原本就是小國寡民，所以葡人從來對著其他民族也是需要持開放的態度，我們在歷史上也是這樣跟其他民族有長久的關係和接觸。作為葡國人，我覺得我是有這樣的開放精神去觀察和嘗試理解不同地區和及其文化，這很自然也反映在我的照片當中。

我在澳門生活的日子和聯繫一直以來也在測試我的開放態度，究竟我能否理解澳門歷史、澳門人以及他們的文化。這樣的體驗讓我不論在人文還是文化方面上都裨益甚多，而我也因此喜歡上澳門的一切。

致於談到對攝影中事物的「保持距離」、「消除距離」，兩者我在拍攝時都有體會。首先，去發現值得拍攝的東西時我們需要抽離我們自身所習慣、對事物和各種情況的視野和關係，譬如說不要把蘋果看成是普通的果物，也不要把樹葉看成是掛在普通樹上的葉子，這樣才可找到值得拍攝的形態和色彩，看到老人的皺紋，也要找出他除了是某人的祖父以外的東西，從而看出那些皺紋正在為他的一張臉作出定義，繼而成為攝影的題材。

「保持距離」觀察、發現過後，或可「消除距離」去拍更好的照片。如能認識那位某人的祖父，也就能拍出更好的照片，也能更好地［透過攝影］了解這位祖父和他的皺紋的背景。至於「美感」上的考量，在我的照片中所有用到的全部美學元素為的也只是純粹能讓我更好地捕捉和傳達情感，所以美感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媒介。

張：情感是持續暫時的東西，不是嗎？晚輩覺得所有溝通媒介裏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正是讓一個訊息內容「可譯」，進而「可明」，而這裏指的是視覺訊息內容，當中包含許多不同的層次——不論是有心或無意生產出的層次也好。前輩您是如何以攝影「譯出」情感，並使之「不死」和「得到理解」？我們談過了美感和情感，它們不只是「風格」，同時也是「媒介」甚至本身就是「訊息」。前輩認同嗎？九九前您曾在澳門政府擔任過廳長級的職位，前輩是如何看處理公務、安排事情和攝影上「安排」、「處理」美感、情感這兩種「公」、「私」處事作風之間的邏輯關係？至於攝影上的構圖和找尋主題也會跟您的公事作風有類同的地方？

區：對於一個攝影者而言，要同時兼顧到拍攝的時刻和它的情感永遠是一種挑戰，其難度好比在鋼線上找到平衡。常常一瞬間之差可能就會讓整個影像內容變化，最後拍攝到的是另一種表情。

另一方面，不同人往往對同一種攝影中的情感有不同的解讀。這可以是一件好事——一幅影像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不過我則是一直也憂心著要把可能跟我自己本身解讀相反的照片刪除，因為正如我所講，由於我想要的是向拍攝到的人和事致敬，所以我會把銷燬可能構成負面解讀的相片。然而，這並不簡單，因為有著不同文化和體驗的觀者就會有不同的解讀。

說到攝影要帶出的「訊息」，我認為一張照片可以傳達出的情感是一種威力甚大的武器，有幾多敗仗正正是起因於攝影能呈現出戰爭的可怕。

講及我生活上對事物的安排，當然包括我的攝影也好，經驗累積多了，就越是倚賴直覺和情商。

張：晚輩同意前輩的講法。就正如比利時大香頌家Jacques Brel說過，「才智源於隨心」，尤其是說到創作的事情則更甚。

在一個人本身以外的另一種文化中，這裏具體說的是澳門這片遙遠的土地，當時還是由他國管治，攝影者無可避免會有「異域化」（exotizante）的視角。在這樣的「管治者拍攝被管治者」的背景中，八、九十年代時前輩您是否已經有美學上的考量？個人而言，晚輩留意到前輩的大作中有美感上的連貫性，不過我們也知道每種文化也有她本身的色彩邏輯，這種連貫性是前輩特意或者甚至是強規自己以達到的？還是本身就是自然地產生的？

區：當然，作為一名1986到1994年間遠赴澳生活的葡人，我的攝影視角把我吸引到跟葡國不同的事物。我一到達澳門後喜歡上那裏，而這種對地、事、人的「喜歡」則正是讓我的「攝影人晶片」一直「開啟」著的至關要素，不論是在澳門、葡國還是其他地方這也沒有改變，或者這就是我在八、九十年代、2005、2016年拍攝的澳門照片，以及其他在葡國等地拍攝的照片有著共通點的原因。

我對美感的考量，譬如說八、九十年代、2005、2016年在澳門時都有著同樣的觸角：就是抓著這一種對地、事、人的「喜歡」，努力將之呈現予觀者。

當然我逐漸學習到更多的攝影技術，也由菲林攝影轉為數碼拍攝，器材方面也大有增補，不過「植入」我腦中的一直根本也是同一塊「攝影人晶片」⋯⋯

說到菲林照片，也就是到了現在因為疫情迫著空閒，我才有時間將照片數碼化，日子久了也令底片的色彩失真，必須作大量的數碼修復工作。無論如何，我努力嘗試修復當年曾深深吸引我的顏色。因為我的「攝影人晶片」從來也就得這一塊，或許正是這樣得出了你所說的連貫性，這不是固意的，反而是起源於我的興味和觸覺。

張：讓我們回到美感和情感的問題。前輩您是如何將晚輩所說的個人「風格」和「對未知世界的異域追尋（exotismo）」這兩個要素結合的？在您的作品中，晚輩個人比較喜歡那些在色彩上的「極簡主義」照片，也就是說以色彩和光線的對比作為焦點的作品，這種照片更為「吸睛」。在那麼多「異國」色彩中表達您個人和受攝影者的情感時，您有甚麼策略？畢竟這類色彩很容易讓觀者分心，也很可能因為這些「具異域風情」（exóticas）的色彩以及異國色彩邏輯讓他們以為您要表達的情感是異國的，而不是一致的、連貫的？

區：所有攝影人，即使是業餘愛好者也好，都知道要讓其作品在今天上千萬得以製成且刊登的圖片之中得到注目，就需要在攝影時有新的，借用你的話也就是需要有「異域的（de exótico）」東西：攝下的地方，攝影的角度，照片中光如何得以捕捉等等。這「新的東西」正是攝影者捕捉、傳達某種情感所需的，而且日子久了，也就會醞釀成攝影者的風格。

然而，說到色彩和攝影環境，有一點我覺得值得一提：一個習慣了大西洋、地中海溫帶光線的葡國攝影人，拍攝澳門的時候需要在攝影上適應那裏不同的光線。這種光線差異在兩個地方拍攝照片的色譜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在澳門拍攝的都主要是都市攝影，也就是要跟葡國的都市攝影比較也好，攝影的背景環境還是有著明顯的分別。說到這裏，澳門的攝影作品，菲林也好，數碼也好，最後也是要看我在不同時刻拍攝得來的「原材料」和後來數碼修改照片時的喜好來決定成品的色彩和其他內容。這些照片都是我觀望澳門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