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視角下的文化治理–莫兆忠專訪

從四百多年前西方文化進入澳門，澳門這寸土尺地的藝術文化領域有了新的中西交融元素。戲劇在澳門的變遷，也是隨著西方傳教士為了在大三巴前與社區居民更好的進行溝通，借助戲劇的表演，故事也開始源遠流長。

五、六十年代是澳門娛樂相對匱乏的年代，有不少戲劇從電影中搬了出來，自成話劇表演，但他們沒有想到，幾十年後竟然有一群人，在記錄著他們的故事。

莫兆忠就是其中的一位記錄者。

九十年代初期，因為偶然一次學校的戲劇老師說澳門藝術節演出人手幫忙，莫兆忠開始接觸劇場界。到現在將近三十年的行業變遷，即使他把劇場工作從業餘學習過渡到職業發展，莫兆忠始終保持著對劇場的初心和熱愛，多年來不只是專注於澳門劇場史的研究，推動澳門藝術文化的整體發展，還有長達十年沒有停歇地開展演藝評論培訓的工作坊、交流平台，只為了「希望能有一兩個人留下來去做演藝評論。」

劇場人的「戲劇魂」

九十年代的澳門，能提供給年輕人做劇場的資源沒有現在的豐富，但在莫兆忠看來，資源少並不代表完全沒有，「我們那個年代，最初接觸的時候，是要靠自己去挖掘機會的，但就算沒機會，我也會去找，我的目標就是單純想去做。」

對比十年前的澳門，政府還沒十分重視文化藝術領域之前，從事藝文創作能拿到的資助比現在少之又少，但當時劇場的成本相對來說也不高，「2009年的時候，兩萬就可以做一個對我來說是大型的劇場了，但現在你說做一個藝術作品，設計師也不止這個數。」另外，戲劇的製作成本是相對其他藝術文化較高，一是因為舞台呈現的部分通常要佈景，中間就涉及到技術人員和佈景物資；二是戲劇不像舞蹈和音樂一樣，常常都有固定的演出者，長期也會有固定的學生上課作為收入，這些都不是戲劇的固定要求，「戲劇是很少框架的東西，不同於學鋼琴和學芭蕾舞那樣有完整的學習方法和內容，戲劇更加注重的是人，是戲劇人對社會的觀察，或者對不同文化的吸收，然後轉化成一個表演，這其中是一個綜合性的技術，不是熟能生巧、多練習就能完成的。」

二零二一年的十月末，澳門基金會及文化局聯合出版了《2019-2020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與《2018-2020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無論是對比文學卷的量還是類，澳門演藝評論卻顯得有些「人丁單薄」。類似於藝術節、藝穗節這種大型活動中的演藝評論，會吸引到許多評論者去撰寫相關的評論，但類似於一些比較小眾的演藝表演、小型節慶卻很少人去關注。但最近這兩年，莫兆忠會去特別關注一些非官方的劇場活動，希望能給這些有質量和態度的小眾劇場給更多人看見的機會。「評論會牽涉到資源，資源就是某個演出的宣傳資源有多大，請回來做宣傳的媒體有多出名，才會吸引到更多的人去看。一般靠純粹興趣去寫評論的人真的很少，畢竟大多人去看戲，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業餘的事，寫評論就是一個比業餘更業餘的東西。」無論是電影、音樂還是戲劇，澳門的藝文評論市場沒有香港的廣闊，香港的藝文活動交流十分活躍，但對於澳門的藝文評論發展，莫兆忠還是持有希望，他認為藝文評論也應該要成為藝術教育的一部分。「演藝評論還是需要成為一個獨立的範疇去發展，畢竟評論始終跟紀錄歷史有關，雖然它不是完整的紀錄一個作品，但始終是此時此地觀眾對作品的一個觀感。如果說戲劇是反映一個社會當時的狀態，那麼評論就是處於這個社會的評論者們怎麼去觀察這個社會，是與這個社會當下的整體文化有關。」

聊及戲劇教育，莫兆忠提到，假如澳門的戲劇學習不僅有戲劇研究和表演，還有戲劇欣賞和評論寫作，戲劇學習才是完整的。「當你看戲時，其中思考的訓練也會教會你看待社會事件的辯證思維。例如說某個廣告裡面你發現有歧視女性的成分在，那你是怎麼得來這個想法，這就是戲劇評論所教導的內容。」正如近代最多人關注的哲學思想家之一，米歇爾·福柯所思考的那樣，福柯的思維方式從尋找問題的答案轉移到為什麼會產生某個問題，引領大眾去思考「我們可以思考什麼」。藝文創作都是如此，藝術文化是一個地區的軟實力體現，是一個人的內在力量的源泉，當我們輸入的知識和內容足以豐富時，我們是否又懂得「向外輸出」，去表達我們的所感與所想，更好去思考我們的自身的價值所在和活著的意義，這就是藝術文化最根本的獨特之處。

文化治理的內蘊衝突

對於陸續出台的大灣區和深合區政策，跨區融合發展意味著有更廣泛的機遇，澳門也有不少民眾還是希望能從中尋求新的機會，但其中涉及到文化藝術發展的著墨並不多。對於藝文創作者如何在跨區融合中謀求更好的機會，莫兆忠認為，不必要說探討如何融入，更重要是尋求在大環境變化中找回自己的個性。「無論是跨區融合還是與不同的產業融合，例如說文化與旅遊、文化與體育，很多時候我們會不小心把藝術文化變成一種附加的價值，文化是可以往產業化發展為方向，但這種對於現時的澳門來說不是一種比較健康的方式，因為大眾還未對藝術文化的認知很清晰，有些民眾可能在街邊看到一些文創產品或者街頭表演，就覺得這就是文化，就是文創，但其實沒有那麼簡單。」相比歐洲城市人們視藝術文化是一個無需解釋的生活必需品，華人社會普遍比較務實，更注重實在可見的事物，從而忽視了內需的東西，「如果文化藝術的本質在大眾的生活中沒有打好基礎，民眾還沒有對藝文重視的意識時候，就為了促進經濟而很快的結合了很多東西，我很擔心有一天會演變成一種，只有到學校做交通安全的舞台劇宣導、去社區做能讓人打卡拍照的畫畫，我才能去做戲劇，這樣文化藝術才有存在價值，但我們都知道並不是。藝文的價值是無法去量化的東西，它的價值是改變一個人的素質和內在、形成人的想像力的這些價值，它無法從產值GDP去衡量，但它會越來越顯現一個城市的整體氣質和活力。」

雖然目前的澳門還沒有非常清晰的文化政策出現，但在城市管理的層面上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文化治理。類似於近十幾年的國內文娛行業，除了螢幕技術的提高和粗淺的情懷或道理吸引大眾外，對於藝文作品的精神內核的本質上，反而呈現一個倒退的狀態。澳門的藝文創作的自由度比大陸地區要高，但在澳門的藝文圈，對於如何平衡「以經濟效益為目的的商業創作」和「以純粹實現個人價值的藝術創作」，對個人和政府來說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政府對文化藝術的價值定位其實是隱藏的，例如說文化局和旅遊局舉辦的一些藝術節慶活動、澳門深度遊，這些就是一個文化事件下形成的隱藏式的文化定位，而這些事件下又會產生一些藝術創作的工作機會、製作提供旅遊售賣的文創產品，這些對於全職從事藝文工作的人來說，它是一個解決生存問題的機會，尤其是現在的疫情時代。但我們還有生存空間以外的價值需要實現，政府又是否可以提供這樣的空間和機會給我們去做一些純粹的創作，還是值得去探討。文化治理並不是簡單的做些什麼措施就能做到的治理，而是需要引導人們如何從心滲透於自身的思想的治理。」莫兆忠說道。

一個具有豐富多元文化的社會不會只有一種聲音，一個藝術創作自由度高的地區也不會只有一種藝術創作主題。面對當今的澳門，在人們基本的生活素質和社會福利政策都達到一定的國際水平，政府已經引領民眾完成外在低層次的需求時，又該如何能做到在一定程度的文化治理中，更好的完善市民的所擁有的文化權利，提供一個更好的大環境給民眾實現內在的自我需求，這還是需要我們一起去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