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恩師桑桐先生

在專業的養成上，桑先生身為作曲家與音樂理論家，他關注每一時期不同作曲家的作品中反映的各種技術因素，以及這種技術因素與之前、或與同時期其他作品、及對後來作品的傳承、影響、演變關聯。

探討一些技術性因素時，也要求一定直接在鋼琴或人聲的實際音響上進行論證，這使得以《歐洲九至十六世紀多聲音樂中和聲的觀念與形態》作為論文題目的我，在歷經如此密集式的分析、考證和綜合的深入體驗之訓練過程後，時至今日，當聽到國內外音樂界相對深入了解不足的歐洲十六世紀前的音樂，或看到這類樂譜時，即使未有標記作曲家與寫作年代，基本上能立即分辨作品的年代與創作風格。在這種音樂本體的基礎上構建出的線索，結合不同時期的理論觀念，就構成了豐富、實在的音樂演化史。

在寫作過程中，先生希望學術成果本身也應該理論與實踐並用，很大程度促成了我的博士論文無論是答辯環節或公開出版，都同時有專文（專著）、精選樂譜集和專程復原實驗後灌製的原文（包括古英語、古法語、拉丁語、意大利語等語類）、原譜的唱片音響。

桑先生從不束縛我的想法，在細心指導時，非常開明地根據我當時的情況，放手讓我提出構思、佈局意見，建議我分階段將論文的一些重要部分，先行分期發表，徵集學術界回饋意見。在國内音樂權威期刊《音樂藝術》前輩倪瑞霖、范進德等先生的鼓勵下，論文得到嚴謹的編輯、製譜、排版，從一九九八年第三期開始直至一九九九年第三期共五期連載，每期約兩萬字。在這幾期的學刊中，作為一位學術界的後輩，我非常榮幸地同桑先生的巨作《半音化的歷史演進》（連載）、以及錢仁康教授、陳銘志教授等大師的文論一起在刊物發表。在陳銘志先生的鼓勵推介下，我在上海音樂學院的校友年會上發表了相關主題的演講，演講依照桑先生的教導，在文論梳理講解時，發佈了不少珍貴的樂譜文獻，我專門組織一個無伴奏合唱團分別用拉丁語、意大利語、古英語、古法語等語言錄製、包括西元九世紀手抄本上的譜例和直至十六世紀的西歐有代表性的部分作品錄音，獲學界的良好回饋。如此這般，論文的探討有了更為可靠、實在的基礎。

一九九九年六月，由國內音樂學術界的權威專家、包括桑桐、錢仁康、陳銘志、楊立青、沈旋和特邀來滬的武漢音樂學院院長童忠良，在作曲系時任主任何訓田主持下組成的答辯委員會，全票通過了我的論文答辯。二○○○年，上海音樂出版社分別出版了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的專著、譜集、唱碟系列。當時，我毫不猶豫地在專著的扉頁寫上“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導師桑桐教授”的文字，這在當時國內音樂出版物上，可能是開了先例。這些成果引起國內和大中華區音樂專業界的關注和大量引用，當時還獲得上海市學科學位辦公室頒發的優秀博士論文獎，也是藝術類的唯一獲獎文論。桑先生得知這樣的情況，也頗為我高興，寄語我繼續在此學術領域作深入和展開的探索。

時過十年，在一次全國和聲教學研討會上，大會特邀作主旨演講的國務院藝術評議組組長、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于潤洋教授，特地將我的這本書列為全國三本重要的和聲著作之一，作為推薦（其中一本為恩師的著作）。這本專著之後延申的成果，如《合唱經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書等也引起學界關注。專著不僅被學者們的研究和碩士、博士生們的學位論文廣泛參考引用、被音樂學院加入作為作曲方向博士生的應試用書，學者們還就這些成果撰寫了不少長篇學術書評，分別在《音樂研究》、《合唱經典》、《黃鐘》、《人民音樂》等刊物發表，肯定和讚賞專著的學術作用。

有台灣地區研究本人學術經歷的學者指出：“可想而知，以一位中國音樂學者的身份去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當更是難上加難。然而，戴定澄教授的著作於此方面的展現，凸顯了脈絡分明，內容極為生動、翔實。克服各種研究限制上的困難，以大量早期音樂樂譜、唱碟和文獻為基礎，其研究內容建立在鮮為人知的資料、豐富的譜例分析、及論證成果之上，不僅對於和聲形態與演化過程能提出具突破性的觀點，於時代作品的寫作技巧、藝術風格到文化背景也都有充分的論述。代表作《歐洲早期和聲的觀念和形態》、《合唱經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等，不僅在中國境內被視為系統論述歐洲早期多聲部音樂演進的經典，在國際間倍受矚目。”我深知，所有的這一切，與當年桑先生諄諄教導和培養密不可分，恩師的學養風範，已深入我心。

亦師亦父的師生情

取得博士學位後，與桑先生的來往更為密切，期間更持續受到先生的言傳身教。先生鼓勵和支持我在歐洲早期多聲部音樂的研究領域繼續前行，為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作出新的貢獻，其中一個方式，期望我能進一步關注國際上的相關研究範疇，從文獻中走出來，深入到實地考察、體驗、交流，並留意權威的作品版本和最新的研究文獻。

二○○○年，我應邀以學者的身份，訪問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音樂學院，中途還考察了芬蘭中部大學的音樂系，與同行交流，發表了專題演講，取得不少較為難得的樂譜資料。二○○一年，英國紐卡素大學（Newncastle University）音樂學院院長得悉本人在桑先生指導下的有關歐洲早期音樂的研究成果後，專程邀我訪問該院，並由該大學的校長（Vice-chancellor）發出聘書邀請我以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的身份，享有部分全職教授的學術待遇在校做研究。在英期間，同由院長和表演系主任分別擔任總監的兩個早期音樂合唱團建立了非常好的聯繫，隨團親身體驗大量歐洲早期多聲音樂作品的排練和演出，還與英國知名教堂音樂學者 Kieran Fitzsimonszb 博士領導的一個全男班聖樂合唱團合作，也專程拜訪西敏寺大教堂唱詩班總監和管風琴師，探討一些早期拉丁文聖樂作品。

這期間，我一直同桑先生保持聯繫，交流心得，得到桑先生的及時意見和建議。同時也得到國外同行的熱誠支援，提供了大量原版樂譜、音響資料，部分絕版文獻則經授權後製成副本帶回。在桑先生的鼓勵下，在先前博士論文基礎上，經細緻考證、比較、分析，最後匯編成一本包含有五十部重要作品和四萬字文字著述的樂譜集《合唱經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由國家出版總署資助、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桑先生很高興地題寫了書名，于潤洋教授和馬革順教授應邀分別親筆為序，對該書給予評價和推薦。

二○○三年，應聘來澳門理工學院擔任藝術高等學校的校長，至今在澳工作和生活十餘年。期間，陸續寫作或出版《音樂表演在澳門》、《音樂創作在澳門》、《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者與作品》、《十六世紀歐洲多聲部音樂研究》等多部專著，還做了一些學界較少涉及的俄羅斯東正教早期多聲音樂、葡萄牙十六世紀多聲部音樂及希臘早期東正教音樂等的探討，部分專著分別有中英文版本，或由歐洲翻譯出版。

這些研究成果的發表，一方面展現了一個新的澳門城市音樂的學術研究方向，持續、或說是擴展和深入在歐洲早期多聲部音樂範疇的研究，音樂學家林華教授曾指出兩者之間的聯繫，認為“戴定澄敎授硏究西方宗敎音樂近二十年，從中世紀的格里高利腔的各種格律形式，一直到文藝復興時代的多聲寫作技法，他都有專門的論述。來到澳門後，又把學術的興趣投向本地的文化歷史，以及現狀的梳理和硏究。因此由他來總結澳門天主敎音樂的發展脈絡，最恰當不過”。這些成果同樣在不同學術刊物上、包括國內外的學術會議上獲學者們數十篇的熱情專文鼓勵，此處不一一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