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恩師桑桐先生

我想說的是，無論是歐洲早期音樂還是澳門城市音樂範疇，我所取得的一些學術成果同多年隨桑先生學習所得益是密不可分的。

記得著名作曲家、也是非常尊敬桑先生的饒余燕教授（1933-2010）在閱讀《歐洲早期和聲的觀念和形態》一書後，曾專門去電桑先生，就論文中他感興趣的一些材料諮詢，先生之後告訴我，他建議饒先生直接同我溝通討論。2008年底，饒先生應政府文化局邀請來澳，我們很高興地見面暢談，饒先生談起桑先生同樣是充滿景仰之情，我也贈送了《合唱經典》給他。事後，饒先生專程發來一封熱情來涵，現摘錄於此作紀念：“定澄教授您好，很高興此次能在澳門與您相遇相識，謝謝您的大作，我會仔細拜讀。返陝後，我同汝潔（桑先生太太，作者注）通話，得知桑先生舊病復發住院，近況尚好。後又同桑先生直接通話，告知和您相逢的情況，以及您工作、研究等，他很高興，大約月中會出院，您們春節又可見面，附上照片兩張留念。順祝新春全家吉祥安康！饒余燕”。從信中，可看到饒先生對桑先生的情誼，和對我這個小輩的關懷鼓勵。饒先生的信中提到“您們春節又可見面”——確實如此，博士學習期間，除了上課，較少去桑先生家，這也是對桑先生的人格風範的尊重。我在取得博士學位後，早已在心目中將桑先生亦師亦父地對待，較多看望恩師。

2003年應邀赴澳門工作後的每次回滬休假，或個人、或攜妻及從英國返回探親的女兒，一起看望恩師、師母是必定的行程。而每年的農曆新年初一，我和妻子去先生家中拜年，同桑先生和汝潔師母、以及同桑先生和汝師母的兩位親戚共進午餐，也已是約定俗成的慣例。每次的午餐，先生和師母都事先精心預備，師生、親友相聚一堂，其樂融融，先生和師母的盛情厚意成為我和妻子難以忘懷的記憶。在桑先生家裡，我們還曾見到從美國返滬在先生家小住的、同桑先生亦師亦友的著名作曲家王建中教授，有幸交談，甚為難忘。每次午餐後告辭時，作為長輩、恩師的桑先生和汝師母都會有新年禮物為我們準備。每每回憶及此，都不禁為之感慨。

記得有一年初一上午，我們比慣常的時間較早到達先生家，一入家門，就感到一股熱鬧的氣氛，這才知每個大年初一的一早，桑先生和汝師母的一大批同事、朋友，或早年的學生就會陸續前來拜年，可謂高朋滿座，談笑風生，滿堂生輝。

那天在座的幾位教授中有音樂學界前輩戴鵬海教授，當時鵬海教授年事已高，行走不很方便，但還是堅持來給桑先生拜年。見到我和妻子到達，教授們即準備起身告辭，我見到汝師母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放著各種菜肴的套餐給鵬海教授帶回，我知道這是因為鵬海教授的家人都在美國，獨自在滬過年的緣故。桑先生和汝師母待人之道的深情和細心，由此可見一斑。桑先生囑我送一下行走不便的鵬海教授，我在送他下樓之後，不放心他獨自返家，索性叫了計程車，陪鵬海教授回家。有趣的是鵬海教授在車上同本人聊得開心，欲罷不能，一定要我上樓到他家中坐一坐。眾所周知，鵬海先生為人耿直，快語直言，對中國音樂史上的諸多狀況有著深入的研究和不少獨特的見解，交談之中則可深深感受到鵬海先生對桑先生的愛戴之情。

這期間，桑先生和師母也會應我和妻子邀約來我在上海桂林路的家裡做客，或是因應桑先生的生日邀請我們夫婦一起在外聚會，曾為桑先生秘書的姚婕老師等當年同事常常也會應邀一起出席，每次的聚會都是那麼開心。桑先生難忘50年代在上海音樂學院（原稱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舊址上的教學與研究經歷，有一次來我家做客時，特地囑咐我先去上海師範大學東部校園的原上海音樂學院教師宿舍和琴房看看，追憶當年，頗多感慨。我想桑先生應該感到寬慰和高興的是，從前幾任院長直到桑先生的院長任上，歷經努力，上海音樂學院已在全球建立了極為良好的學術聲譽。

桑先生80華誕，熱鬧非凡，學院為此專門舉辦了系列活動，有慶祝宴會，也有桑先生的音樂創作和學術研討會，不少桑先生曾經的學生、當時已經成果卓著的音樂家、學者專程來滬恭賀。記得當天的研討會上，複調音樂大師陳銘志先生打破會議原定議程，即興上臺發言，談及他同桑先生的長年交往，贊口不絕。陳先生不改一貫生動的語言方式，發言順手拈來，精彩紛呈，時時還以自嘲的幽默方式同在場的桑先生互動，惺惺相惜，兩位大師的互動，為我們後輩留下難以忘懷、感人至深的一幕。

作為桑先生的弟子，我有幸事前由林華教授等老師建議，邀約我發表一篇關於桑先生和聲理論研究成果的綜述式報告，在當天下午的研討會上作了發言。如前所述，這篇發言稿事後被《音樂研究》在次年（2003年）第一期上，以《桑桐和聲理論研究概述》為題發表，全文約8000字，另包括了文後的一個附錄“桑桐和聲理論研究相關著述及獲獎情況”。這篇文章因經過反復考證，最重要的是經桑先生本人親自過目認可，所以披露的資料是比較珍貴的。事實上，文章之後也被國內外許多研究桑先生學術思想和成就的學者引用或參考。

2003年到澳門工作後，每次短暫回滬休假都會看望恩師、師母，每次都會向桑先生彙報近期的研究情況，送上新近發表或出版的著述，或就最新的研究專案向桑先生請教。2006年有一次回滬探望桑先生，當時我的專著《音樂創作在澳門》已經完稿，當天給了先生一個副本，第二天一大早，就接到桑先生的來電，原來桑先生已經閱讀了書稿，特地就我自序中的一個文句提出改進意見，令我深深信服。

桑先生待人極為友善，對待同行、學生更是愛護有加。然而，在學術規範、學術原則上，桑先生則盡顯大師風度，以對事不對人的態度嚴謹對待，而不會視而不見。有一年我赴京擔任一位博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答辯委員，在事前通篇閱讀了論文後，發現有一些不甚妥當的觀點，以及對部分作品樂例分析的粗疏，也有不少是作者在引用文獻上的問題，包括分別各有十余處對桑先生專著和我本人著述的引用文字完全未有引注標示，我對此很擔心，不僅是為這位學生，也為音樂學科的聲譽，就此特地同桑先生商議，先生表示，一是要客觀地提出和指出問題，二是要給學生有機會改進和提升。我完全贊同先生的意見。其實，先生在學術上的態度一貫如此，嚴謹客觀公正，大師風範，可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音樂學術界良心示範，是我們永遠的榜樣。

那年冬天，桑先生再次入院，那個聖誕假期，我攜妻及從英國返回探親的女兒一起去醫院探望先生，先生顯瘦，但精神不錯。之後，幾乎平均每月一次，我都會抽週末時間返滬看望先生，見到師母汝潔教授及從美國返回的女兒朱幼潔等一家陪伴在側，病床上的先生望我的慈祥眼神和握我手的溫暖感，至今難以忘懷。7月中旬，恩師在上海華東醫院安詳離世，遠赴天國。一代大師的逝去，於國內音樂界而言，痛失棟樑；於我個人而言，則痛失良師！

四，作為一代大師的桑先生

作為中國運用無調性作曲技法創作的先驅，先生在20世紀上半葉即創作了以現代技法寫成的《夜景》、《在那遙遠的地方》等先鋒作品，影響深遠。有歐洲學者指出“作品的真正價值是他對中國主題的個性化處理。如何以現代手法加以處理，以及如何在他的音樂中達到獨特的表現，這些都高於任何民族主義的特性”，“桑桐發展了在對位與和聲方面高超的樂感與對無調性音樂的熱忱，技巧上，他超越於所有同時代人”。

而先生自20世紀上半葉以來視野深遠的巨大學術成就，其學術影響更顯明地超越了國界，作爲世界公認權威的《新格魯夫音樂和音樂家詞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2001年版）首次條目收錄的少數幾位華人音樂家之一，先生在國際主流音樂界有著良好的聲譽。對於華人音樂家而言，這種世界性的榮譽可說是一種極好的示範：作為中國音樂家，不僅要梳理、介紹、分析、探討西方音樂文化文明，也應總結自身音樂文化傳統特徵和建立民族音樂文化特色，注重將自身的語言，通過同國際音樂學術界的互動、交流，將之放置在世界音樂文明體系中，成為相對獨特、獨立、但具有普遍文明價值的音樂語言體系。桑先生所具有的國際影響，是建立這種互動交流的重要前提。可以說，桑先生自身在早期接受歐洲名家的音樂薰陶時，已經在音樂風格、視野和底蘊各方面準備了牢固的基礎。先生在和聲領域正宗傳承了在西歐數百年音樂實踐基礎上形成、並為典範的多聲部音樂寫作技術的精髓—無論是調式化的或是調性化基礎上形成的成果，先生同樣也是對以調性瓦解為標誌的現代多聲部音樂寫作方式的成功實踐者和教導者，更為可貴的是先生在如此豐厚的平臺上，創新、總結出他獨有的、同漢族五聲調式音樂密切相關的一套和聲方法。先生不僅對這些學

術貢獻作了全面、完整的敘述，也有大量“各個擊破”方式的縱深專題探討。先生也身體力行，不僅在創作實踐、理論體系方面建立功勳，更為我們示範了在具體教學之中教師的特別主導作用，在這方面，我是得到深刻體驗的。桑先生的國際觀和相應視野、成就，對我學術上的啟發，也不單止在技術和藝術層面上，更在如何充分瞭解本土（local）、地區（regional）、國家（national），以及國際（international）之間的各自特徵、定義和相互關係方面，心有領悟，在學術視野、學術觀念、學術品格各方面對我之後的音樂生涯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作為桑先生一位微不足道的學生，先生為我打下的學術基礎和指引的學術方向，是我畢生受益無窮、受用不盡的財富。先生的人格情操、形象，在我心中如高山大海！

德國著名詩人、歐洲啟蒙運動後期偉大的作家歌德（J.W.V.Goethe1749-1832）留有這樣的文句：“精神的特性在於它永遠在啟發精神”，雖然“身軀會回歸，而我們仍希望精神能夠永存”。作為一代音樂大師，恩師桑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學術風範所形成的那種優雅高尚的精神，在生前已經聲名卓著、名聞遐邇，在先生遠離我們而去之後，更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華人專業音樂界所敬仰的楷模，相信也必將會作為國際音樂界一筆獨特、豐富的文化遺存而長留於世。

僅以此文紀念恩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