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潔莉卡加德的紅色村莊

又一次出走波蘭了。每次坐火車越過波德邊境，都是一次身份認同的提示，提示着兩國歷史的千絲萬縷，每次到吾妻娘家探親，克拉科夫都是必到之地。克拉科夫太美了！美得像探朋友都像是一個借口，真正目的是要做一天朝聖的遊客。

這些朋友當中都臥虎藏龍，是活躍克城的名藝術家，今次剛好碰上克拉科夫攝影月，拿着相機也有點像班門弄斧，不好意思。跟着朋友，走到老城聖湯瑪斯街，來到了波蘭藝術攝影師協會克拉科夫分會的畫廊，很有柏林小型展覽開幕派對的氣氛，當地藝圈好似大家都互相認識，加上古老的街道和斜陽，讓畫廊外更有歐洲夏天的愉快。

畫廊外坐着一位老太太，櫥窗的底部是鮮紅色的，紅得幾乎成了電腦圖像（graphic）。上面放了一部舊色電視，電視上也蓋上了紅色金屬“帽子”，還有一排排的雛菊。雖然電視機是立體的物件，但櫥窗太有圖像的感覺了！一問之下，藝術家說：

“花是雛菊。我曾經用雛菊花環製作了一張關於農村暴行的海報（見圖），這就是一切的開始。雛菊是如此甜蜜，當你說出雛菊這個詞時，它就會融化。當我們在谷歌中輸入‘波蘭鄉村’時，經常會出現這樣令人愉悅、田園詩般和美麗的圖像，但事實並非如此——鄉村還有另一張臉，更加殘酷，也有其所有的缺陷，例如被鍊子拴着的狗、被鎖住的女人，常常服從丈夫，孩子們看殺豬，所有這些都披上了一層甜美的雛菊斗篷”。

這位藝術家是一位超厲害攝影記者朋友的朋友，安潔莉卡加德（Angelika Gad）。

片子也太容易忽略了，畢竟開幕當日是多麼悅愉，沒想到展覽是一處甜蜜的警號。安潔莉卡跟筆者說，櫥窗展出的是其碩士畢業民族誌紀錄片《三個不同年齡的女人》（暫譯自Three women of differentages）的精選剪接版本，於二○一八至二○二○年間在波蘭南部斯塔舒夫縣的一個小村奇強卡（Trzcianka）拍攝，而斯塔舒夫的奇強卡村也是這次藝術式、實驗式、自傳式民族誌展覽的田野。

據皇家人類學學會相關介紹，藝術家在波蘭政局屬於“轉向保守、右翼、民族主義政府”，因此導演的主要問題是描繪傳統性別角色在三代女性之間傳遞的過程：塞布拉（藝術家的真姓）的母親、藝術家的嫂子，以及跟藝術家同齡的堂侄女。

策展人安格尼茲卡·莎多克斯卡（Agnieszka Sadowska）眼中的安潔莉卡加德，則是一位結合其攝影敏銳觸角和大膽圖像設計的藝術家。她追求的美學強調作品背後的意義，其美學的目標是要讓似是迂腐的波蘭鄉土“去污名化”。

安潔莉卡加德的概念攝影展《來自鄉村的問候》（暫譯自 From the Countryside with Love）是藝術家“內心幼童的聲音，渴望從記憶中解放，同時應對與家族傳統和驟變記憶的強烈連結。在藝術家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對當地社區的深厚依戀，這成為靈感的來源，而不是尷尬的理由。安潔莉卡加德試圖以溫情接近和觸摸過去的痛楚和不安”。的確，“去污名化”並非令安潔莉卡加德最滿意的說法：

“我並不認為（策展）文中的這種表達方式最佳，因為對我來說——奇強卡村更多的是一種靈感，而不是一種污名，當然，我認為生活在那裡，對我後來的生命產生影響，我從沒說過這是我的污點。它的確在某程度讓創傷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正是透過創作來療癒”。

藝術家指的“甜蜜”，也或許像藝術家本人和上文提到的老太太（原來是其母！），正是讓《來自鄉村的問候》產生張力的美學反差。被問到是否認同策展人指展覽中藝術家以“紅色作為一個強而有力的象徵”，安潔莉卡加德說：

“不知何故，這種顏色一直伴隨着我，出現在我的許多作品中。紅色讓我想起了那個村莊，那裡有動物的血和泥土，有紅磚房子，有日落——當然還有我村莊附近的郵局，它的所在地是一間商店。當我還是小時候，我以為所有郵局都是一間小店的一部分”。

藝術家向筆者慷慨提供了詳盡的展覽資料和豐富的攝影紀錄合集，都被厚厚的，安格尼茲卡·莎多克斯卡重點提及的“溫情”一詞完全覆蓋了。展覽最特別，也最溫暖的，除了是安潔莉卡加德把媽媽、把對生長的鄉村的懇誠回望都在開幕當日給觀眾送上：是問候（與觀眾微妙的互動），甚至是把鄉村帶到大城市，這都是從展覽和專訪的多處表示（gestures）等細節中能感受到的。這也或許是展覽最令筆者啟發和同意的地方：批判卻不對抗，而是透過溝通（藝術）來提出問題。

不知為何，安潔莉卡，還有波蘭的前世今生，讓筆者想起了克勞斯·海爾布隆納（Klaus Heilbronner）為前東德主播安吉莉卡．昂特勞夫（Angelika Unterlauf）寫的經典金曲《來自東德電視台的安吉莉卡》（Angelika, vom Fernsehn in der 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