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bpM”跨界展演葡國行後（三）：跨語、跨時、跨地的重疊

圖：小城實驗劇團 / 譚智泉、張穎嵐攝

序幕：戰爭到語言，再到養份

幾年前，一場極為殘酷的戰爭爆發之際，那時的我仍持續著一種社交媒體習慣：每當學會一個新的外文詞，就會把它貼到臉書的動態上。摯愛的親人看著這些陌生文字，焦急地提醒我——「外面在打仗，他們不知道你在貼什麼！」我心中明白，這並非出於挑釁，而只是單純的學習喜悅。

然而，那時的不確定性和焦慮，使我的行為「可能」會被他人視為政治行為。當時，我的歐盟居留身份尚未穩定，而我所學、所貼的文字——僅僅因其書寫系統看似是「敵人的文字」——在數位空間中有無限被解讀的機率。事實上，我所貼的詞語甚至根本不是「敵方」的語言，但在那個瞬間，歐洲某國周遭的主流敘述，的確是實實在在的驅使自我審查，想著誤認能將它轉化為懷疑、危險、甚至背叛的符號。

這種個人經驗，並沒有在今年的里斯本長停中重現。在歌德學院的花園裡，語言、文字與口音再度重疊、碰撞，因為這一次，跨語境的交織不再刻意重構我在柏林的世界語言學習體驗，而是轉向對自身生命語言的地理化理解——將那些在不同地點、不同時刻深植於我的語言經驗，在成為滋養我後離散（post-diaspora）生命的源泉的部分後，得以重新安置與分享。文字與聲音的重組、語言差異的共振，彰顯了「語言錯置」的力量：它不僅孕育理解、激發情感，也促成新的文化關係，讓我們得以在跨語言、跨時空的對話中，體驗語言本身的流動與多維性。

這是bpM今年葡國行反思系列的第三篇文章，兩場細作安排的偶發演出的發生地點是德國大使館，而非澳門辦事處。使館位於國殤廣場（Campo dos Mártires da Pátria），而歌德學院的空中花園則是依附於使館，我跟媽打沙律在花園中、與殖民史不無關係的龍血樹幹上掛上象徵羅蘭巴特式的紡物-文本翻譯的作品時，似是站在了巴別塔某頂層之一：塔下的語言我幾乎都聽懂了。

在那座高聳的巴別塔樓層，我意識到：一個非殖民地與多個非霸權後離散語言的融合，竟能化作「mou ü」——粵語中「母乳」、「母語」同音。我才發現，自己的生存有多麼依賴這種跨語言的營養能量，它不僅支撐了我的日常，也養育了我的後離散生命。

作為聯合策展人之一，我經歷了bpM四天展演中的一個星期日下午，那場結合參與式朗讀與即興音樂的活動，成為葡萄牙旅程的高潮。後回歸澳門的當代都市女性書寫——以粵語與普通話朗讀，可延展（extendable）至中國大陸——在舞台上遇見穆爾托薩（Murtosa）式民間詩歌，情感上緊扣那曾經存在的帝國「小角落」（cantinho）。這種對前回歸時代的眷戀，其非殖民性一旦獲承認，不僅合法合情合理，甚至受到鼓勵。

諷刺的是，這份眷戀之所以得以在bpM「非舞台」中呈現，是因為原本受邀為花園第二場活動坐陣的一位歐洲去殖民研究者詩人突然取消邀約。過去與現在、前非殖民地與其前非殖民宗主國的對照，在使館花園內生成了一個層疊又非二元、結構複雜的舞台，也成為體現我的，以及其他具類似經歷的參加者的個人後離散現場。語言在此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情感、記憶、歷史交織的物質化媒介。自我民族誌的實驗，成為策展策略；跨語性（translinguality）也同時具現為跨地域（translocality）與跨時間（transtemporality）的動態。

這個序幕，不僅是一個個人經驗的敘述，更是bpM展演的思維起點：戰爭、臉書、語言的錯置，以及非殖民地歷史所塑造的跨語境文化，使同時作為觀者的我能在這一刻，感受到後起源（post-origin）與後離散的交織，並看見文化、歷史與個人經驗如何在朗讀與音樂中重新配置。

朗讀作為覆寫羊皮紙（palimpsest）

2025年6月25日午後，歌德學院的庭園裡，時間雖呈線性，卻被多層次的語言、音樂與文化折疊。bpM的結構──兩場互相交錯的活動──延續了團隊向資助方提出的企劃。第一場由澳門作家李懿與司徒子榆領銜呈現，是這次葡國行首次以二人組方式合作，與葡萄牙吉他手艾斯迪斯米蘭打（Alcides Miranda）的音樂互為回響。第二場由澳門土生葡人醫師梁濟民擔綱展演，代表其已故父親──來自穆爾托薩的澳門「詩人士兵」──配合葡萄牙音樂家干沙奴邊度（Gonçalo Pinto）的電子音樂作劇場式的實驗。此前，這些音樂家與作家已在動脈工作室與漢（昂）格藝術研究中心為bpM首兩晚的活動打頭陣，形成一種時間的延續感。

若說澳門「非殖民」的身分足以動搖對殖民地的通俗定義，成為後殖民與去殖民理論框架下值得討論的課題，那麼作為中西文明交匯之果的澳門圖景，卻更像是一場跨時空的、後殖民與回歸前溫柔記憶的撞擊。一直存在的語言屏障，使這種平行性逃逸於時間之外。

艾斯迪斯米蘭打的吉他聲在第一場基本全程具一致性，為庭園營造基調。場地中的植栽將空間分為兩個區域，形成可視的「舞台」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李懿與兩千年出生的司徒子榆，在當天下午主題「對話」下，首次呈現多語創作：粵語與普通話交錯朗誦，她們的文字跨越性別與性向界線，模糊愛的敘事；德國大使館的庭園，因而成為跨語言的實驗場。

如果將里斯本視作柏林的承載、柏林承載澳門、而澳門又透過這兩位女性作家的聲音展現，那麼我長久以來希望澳門能在德國體制中被視作當地多元文化的其中一粒沙的願望，得以實現。外語朗誦的交疊，進一步模糊了李懿《無主的骨頭》與司徒子榆《蘇丹妮》中愛的敘事，不再拘泥於異性、同性或雙性戀的分類。這個前非殖民地與世界的生命經驗，以中文本身作為多重語言支撐，使這種模糊更有力。

我與媽打分別以葡萄牙語與英語朗誦bpM的主題詩，因而形成三重語言的聲響空間。邊度多位在場友人的隨機葡語朗讀，讓不同語言的語調、停頓與情感強度互相影響，構成一個既跨文化又跨歷史的聲景。朗誦與音樂的交錯不僅呈現了文本本身，也讓庭園空間成為語言流動的媒介：值得一提的是，艾斯迪斯米蘭打的吉他，邊度的伴侣以節拍誦讀何塞．雷祖（José Régio）的一首法多頌歌時，他像是作出了當天唯一的變奏，他的吉他要對話的，更像是詩和語言的節奏，而不是詩和語言本身。

第二場活動中，梁醫生吟唱其父蒙太羅（J. J. Monteiro）的《澳門之城》（A Cidade de Macau），邊度的電子鍵盤戲劇化詮釋，使文字的情感推向極致。司徒子榆朗誦蒙太羅的悼妻哀歌《德麗莎》（Teresa），媽打呈現人工智能生成的蒙太羅澳門風景詩跨語翻譯版本，法語、英語、德語、波蘭語、葡萄牙語交錯，每一次語言切換都是文化與歷史的再造。李懿則朗誦瑪麗亞・朱莉亞・皮尼洛（Maria Giulia Pinheiro）的詩作《我不會留下這場不幸的痕跡》（Não vou deixar vestígios desta desgraça）英譯，將個人生命經驗與全球疫情、身體與情感歷程交織呈現。

朗誦的聲音、文字與電子音樂、吉他演奏、甚至庭園微風、鳥鳴，全部融入多層次的時間現場。除了何塞．雷祖，還有繼續隨機的賈梅士、格拉-儒圭羅（Abílio de Guerra Junqueiro，又譯格拉-榮克洛），以及跟澳門不無關係的藝術策展人Ivana Jovanović 讀塞爾維亞當代詩人西尼沙．加夫里奇（Siniša Gavrić）的《夏》（Leto），邊度的音樂都將其聲音轉化為極具戲劇性的空間震動；最後里斯本木作工藝導師干沙奴亞美打（Gonçalo Almeida ）朗誦德國劇作家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的德語詩作《一九六三年新年信》（Neujahrsbrief 1963）葡譯，以壓軸方式收束全場，將歷史、個人記憶與跨國語言同時呈現。

在這個跨語言與跨時空的「巴別塔」現場，每一首詩、每一次朗誦、每一段音樂，都是對澳門文化碎片在一個以情感構建的跨地域中的重新安置——前手的葡式歷史、當代女性都市書寫，以及跨時空的語言經驗。這種重構不只是將「澳門文化」放入德國大使館的空間，而是透過「語言錯置」──文字、聲音、語言差異的交錯──生成跨語言、跨時空、跨文化的對話。非殖民地因此不只是歷史位置，而是一種感官經驗、一種時間與情感的重疊；語言實驗既保留差異，又呈現後離散生命的滋養智慧。

站在巴別塔高樓，我看見整個午後的語言、歷史、音樂與情感融化為單一的語言共感現場。過去與現在、前非殖民地與前非殖民宗主國的歷史、個人與集體記憶，在這裡疊加、碰撞、消融。巴別塔的高樓不再是一個阻隔，而成為孕育理解與共感的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