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柏林影展變成本地影展時

當柏林影展變成本地影展時
當柏林影展變成本地影展時
(作者頭像/與導演合照) AlphaBarratt攝

承接上篇拙文《二○二四柏林影展筆記〈基地之側〉尋找“魚缸”的唯美寫實》,今期健文希望繼續同各位報告、分享今年柏林影展的一些鄙見,先講一下觀映切身的不純粹,再介紹約旦籍巴勒斯坦導演迪娜.納賽爾(انيد رصان)的《放大》。以當地藝術文化工作者的角度總結今年的柏林影展,(نوكس)

觀映不再純粹

柏林可說是正值多事之秋。地緣政局多變,德國公共論述似有一面倒式的站邊,柏林窺見到的“中東衝突”、加上持續的“烏克蘭危機”,以及德國極右支持率迅速上升,都使觀映更無法繼續是最純粹的電影享受。政治、商業、文化越來越變得密不可分。

柏林影展成立於冷戰初期的西柏林,本來就是要站在“自由世界”的最前線,數十年來已成為聯邦德國文化軟實力的實證之一,一方面受德國國內日趨分歧的輿論監察,另一方面同其他西方國家地區及其盟友的頂尖電影人合作無間,包羅萬有,也正讓影展有更大的自由和空間在德國政治和國際社會之間遊走。

柏林影展有多包容、開放,某程度上可算是柏林圍牆倒下、兩德統一卅多年後,柏林作為“自由之都”是否名副其實的其中一個重要指標。

先論“中東衝突”在多元文化柏林的延伸,在德國移民、難民政策收緊的背景下,德國政治光譜、各大媒體在反對動輒就刺激官民神經的“反猶”,有壓倒性的一致,平常在社交網站留意到敢於持反對聲音者,有不少都是德國猶太人。

另自去年“以巴衝突”再爆發時,“支持巴勒斯坦”和“停戰”的言論,很容易被定性為萬不該的“反猶”,甚至是支持哈馬斯的罪狀,不少藝術家因發表這類言論受到德國官方機構取消合約。“反猶”是法定罪行,很多取消情況都沒有聽到是在透過司法途徑處理,讓不少本來就收入或(和)居留狀況不穩定的藝文工作者譁然。

這後來跟“抵制德國”罷工行動不無關係,三月初有逾千五人聯署,當中包括二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Annie Ernaux)。加拿大阿約·薩利塔巴(Ayo Tsalithaba)和美國蘇內·桑吉利(Suneil Sanzgiri)先後於一月十八和十九日在Instagram上公佈加入“抵制德國”的行列,退出柏林影展,這也受到內地澎湃新聞記者程曉筠留意;而加國的另一位藝術家約翰·葛雷森(John Greyson)則是在一月底宣佈撒回入圍作品,大概是因為過了新聞關注期,似乎未獲傳媒報道。

筆者今年再為進駐歐洲電影市場展的加拿大館和代表團工作,因此也看到早已印好的、包括葛雷森作品的宣傳沒有要特別被加拿大取下。

值得留意的是,三部退出的作品均是論壇延伸單元的入圍作品,上篇拙文介紹的《基地之側》也說屬此單元,同為實驗電影,預算相對較低,要退取的確是相對容易,這並無減國際,包括華文傳媒的注目。吉里什( D e v i k a Girish)在美國電影雜誌《電影評論》(Film Comment)也提到,只有單元的承辦者柏林兵工廠電影及錄像藝術協會(Arsenal – Institut für Film und Videokunst)簡短發佈消息,而筆者則無法找到影展大會的相關公佈。

當柏林影展變成本地影展時
導演與演員關係甚佳 Baha Slieman、Madd Moshawash攝

一天,筆者在法國文化廣播電台聽到的一句“這場衝突讓西方越趨兩極分化”,或許是非常貼切地形容了“以巴衝突”以來,程度另人驚訝的不同極化論調。“抵制德國”在德國輿論中當然也是毫不意外的毀譽參半,甚至是毀勝於譽。

《香港01》梁嘉欣一月中報道“抵制德國”時,也有提及柏林的新《文化藝術資助條款》,其實這正是筆者感到無法單純以藝術欣賞到柏林影展觀摩的因由。影展和《條款》兩者似是無關,因為影展由聯邦政府出資,《條款》則是因被柏林視覺藝術職業協會(BBK)等柏林藝文界質疑當局能以反“反猶”為由,審查其資助下的藝術創作,最後在批評聲浪中火速撒回。不過,兩者合起來其實正正也像是測試柏林作為“自由之都”,到底有多大的容量能吸納反對聲音,至使文化不只為政治服務,而是為共同捍衛表達自由而努力。

最溫柔的視角

約旦籍巴勒斯坦導演迪娜·納賽爾短片新作《放大》(نوكس)在柏林影展的新世代單元(Generation)作首映,意義重大,一來是讓巴勒斯坦電影在這重要時刻在影展有多一份參與,題材是聽障青少年和性騷擾,加上背景是阿拉伯社會,也正如導演接受影評人艾哈邁德·邵基(Ahmed Shawky)為約旦歌德學院製作的專訪時指出,題材“重要且敏感”。

更為重要的是,《放大》獲水晶熊獎短片特別提及!迪娜在首映和領獎時均帶着在柏林甚為敏感的阿拉法頭巾,相比之下當然獲全景單元觀眾票選紀錄片獎和最佳紀錄片獎的巴勒斯坦、揶威合製片《無他之地》(No Other Land)因為得獎感言被指“反猶”,而成為全球焦點和在德國國內掀起風波,這恰恰同《放大》有了鮮明的對比,後者是老少咸宜的短片,百無(政治)禁忌。

《放大》其實是豆瓣似是自動翻譯的片題,柏林影展一如概往都把外語片名以拉丁字母轉譯。《放大》是阿文“Sukoun”,原文是“نوكس”,有“靜”、“止”、“生”、“窮”等意,也指電腦“睡眠模式”,又是阿文中靜符的名字。這似乎跟英題“Amplified”(音量放大)是完全另一個的方向。

當柏林影展變成本地影展時
劇組大合照 Baha Slieman攝

片頭先是以安達盧斯阿拉伯思想家伊本·阿拉比的一句“聽覺乃萬物之源,皆因萬物都在振動”開頭,比起平常看慣了西方引典更是耳目一新。

接下來是女主角騫(دنه)(Malak Nassar飾)在陽光充足,看似頗為舒適的家中練習空手道。騫看上來一臉認真,到練習完畢後才露出小孩天真的一面,這樣的表情轉換在只有二十分鐘的作品中,重複了好幾次,讓筆者更信相迪娜對邵基剖析自己是要努力進入騫的世界,是誠摯的,而且像水晶熊獎評審說的,“逼真的描繪,讓我們很容易理解女孩的感受”。

直到女孩同其母之間充滿溫情溝通的劇場完畢,女主角的聽障還不是完全被展示出來。之後,母親要跟女孩一起離開家中,囑其帶上助聽器,再到在街上取車、電單車駛過時助聽器擴音過度的整段轉折,更能再次,也很明智地在首段已表示出導演要拍出聽障女孩故事和視角的努力,音效師恩西葉·馬利基(Ensieh Maleki)也自然是功不可沒。

從家中到空手道館的劇情安排中,導演還加插了女主角為道館男性朋友仔準備的手作禮物,還有離家前和一張同一位成年男人的合照作道禮,這些細節很容易也筆者忘記,不過在反覆看片後,讓筆者想像這是讓觀眾的潛意識幻想有更多空間。

言之,其實不難察覺片中大部分場景都是室內,道館由日間的群組練習(騫帶的是黑帶,但英文字幕看到的卻是紅),以決定翌日誰有資格考取黑帶,到夜間因為女主角母親遲遲未到,讓教練有機可乘,過長時間狂擁女孩,甚至最後把騫的其中一邊的助聽器咬出。

飾演教練的納迪姆里馬維忠,(يوامير ميدن),戲裡是先忠後奸。戲份雖少,但有點越睇越想睇,里馬維有一種特別的氣質和臉孔,想看里當主角、羅娜艾瑪漢臣(Laura Emma Hansen)的科隆媒體藝術學院畢製《The Ghosts We Left at Home》!

當柏林影展變成本地影展時
納迪姆里馬維

當柏林影展變成本地影展時

美中不足的,或者說要是尊重導演的美學和藝術決定,女主第一身和第三身交代得不錯,不過筆者看到女孩明明教練強擁前說她必贏,但後面回家時跟其母的鬧情緒,到最後以自己畫黑帶告終,一方面是要讓女孩成為更堅強的人,也帶出了劇情要旨,似乎受到這種天大委屈(加性騷擾),筆者困惑是否女孩太冷靜?

據柏林影展,本故事改編自真人真事,既非純屬虛構,但如有雷同或屬巧合。其實《放大》重要的意義莫過於迪娜導演為了拍攝學手語,甚至是創辦了專為阿拉伯聽障青少年而設、寓學習於娛樂的網上手語平台“Masmou3”,筆者拜讀過伊斯拉拉戴德(Israa Radaydeh)和瑞亞穆海森(Rayya Al Muheisen)分別在《約旦新聞報》(Jordan News)和《約旦時報》(The Jordan Times)的報道,得知Dina要把電影的享受帶給聽障小朋友,深感敬佩。

其實澳門觀眾於二○一九年曾有機會在全澳原創錄像展看迪娜的《莎瑪的一分鐘》(One minute),筆者就是九年前在比京盧卡藝術學院一次放映上首次欣賞到這部短片作品,也結識了導演,有幸在二○一六年能邀請到這部作品在斯洛維尼亞電影中心(Slovenska kinoteka)展出。

筆者期待很快又在柏林大銀幕上欣賞到《放大》,也希望澳門的朋友很快有機會看到迪娜更多的佳作,筆者下一步就是要看紀錄片《小小靈魂》(Tiny Souls),看過一相關資料後發現,其實是應該先看《小小靈魂》再看《放大》,不過如果是這樣,拙文就有可能要完全重寫了。

當柏林影展變成本地影展時
劇組出席柏林影展首映籲停戰 Konstantin Stell攝
當柏林影展變成本地影展時

發佈者:張 健文,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s://fantasiamacau.com/2024/04/28/%e7%95%b6%e6%9f%8f%e6%9e%97%e5%bd%b1%e5%b1%95%e8%ae%8a%e6%88%90%e6%9c%ac%e5%9c%b0%e5%bd%b1%e5%b1%95%e6%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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