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樓尋找團聚的意義——澳門城市藝穗節劇目《獨腳宴》

走進飄着點心香氣的傳統茶樓，圓桌上鋪着懷舊桌布，茶壺冒着氤氳熱氣。這本該是家族團聚的熱鬧場景，但在《獨腳宴》的演出空間裡，每張桌子旁坐着的卻不一定是血緣親人，而是一群因戲劇而暫時相聚的陌生人。編劇黃鼎云創造的這場沉浸式環境戲劇，就從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場景開始，帶領觀眾展開一場關於“團聚”的深度思考。

當團圓成為一種矛盾

黃鼎云談起創作初衷時，目光中帶着對當代社會的細膩觀察。最初觸動他的是現代人對於“團聚”那種矛盾複雜的心情。疫情過後，我們的生活形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遠距辦公、跨時區工作讓物理上的分離成為常態，心理上的距離似乎也隨之拉大。他緩緩道來，“最親近的人，有時候反而最不想見面；那些半生不熟的親戚們的‘關心’，常常讓人不知所措”。

這些觀察引發更深層的思考：既然如此，為何我們還要團聚，其意義究竟是甚麼？這個問題成為《獨腳宴》創作的起點，也成為貫穿全劇的核心質詢。黃鼎云表示，隨着創作過程推進，團隊將焦點凝聚在“移動”這個概念上。正是因為有移動，才需要有相聚。相聚的本質，其實就是分離。這個看似矛盾的發現，卻道出了當代社會的某種真實。

一個人的宴會，眾人的孤獨

《獨腳宴》這個標題本身就充滿着多重意涵。黃鼎云解釋：“獨腳”既指的是單一演員的表演形式，也暗示着一個人的宴會，在想像中舉辦熱鬧的團年飯。這種孤獨與熱鬧的對比，恰好呼應現代人在團聚時的複雜心境。

演出中，演員劉業健要獨自撐起全場，在觀眾的餐桌間穿梭遊走。他形容這次演出是“既驚險又珍貴的經驗”。作為第一次嘗試獨腳戲的演員，要在有限的排練時間內掌握這種沉浸式表演，確實是挑戰。劉業健坦言，最困難的是演出場地只能使用三次，加上需要與觀眾即興互動，很多效果必須在真實演出中才能見分曉。

他還記得綵排時的緊張心情：“要顧慮的東西太多了，自己的表演、場地的適應、觀眾的反應，那次綵排後確實有些挫敗感。”後來，他找到了突破的關鍵。“如果把觀眾都當成自己的親戚朋友，只是單純地想一起度過愉快的晚上，一切就變得簡單多了”。這種心態的轉變，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作品想要探討的主題——如何真誠地與他人相聚。

茶樓裡的空間記憶

選擇在傳統茶樓演出，是《獨腳宴》另一個巧妙的安排。監製陳詩琪分享了她對茶樓這個空間的獨特情感。“在我的記憶中，小時候的團年飯只要有老一輩坐陣，所有親戚都會聚首一堂。上一代兄弟姊妹多，團年飯動輒三四十人，坐滿好幾圍，那種熱鬧是現在很難見到的”。

她坦言，隨着長輩離世，堂表兄弟姊妹各自成家，團年飯開始拆分成一個個小單位，當年的盛況不再。這種變遷，正是《獨腳宴》想要探討的現實。茶樓作為傳統的社交場所，見證家族聚會的變遷，也承載了許多人的集體記憶。

舞台設計上，茶樓中的圓桌群環繞着中央演區，形成強烈的視覺隱喻。陳詩琪解釋：“圓桌本身就是團圓的象徵，眾多圓桌包裹着中央演區的設計，更強化了這種隱喻。每一張桌子都在訴說不同、卻又緊扣主題的故事；每一張桌子都為缺席的親人預留了一個座位，讓‘重聚’在想像中發生”。

臨時家人的表達手法

黃鼎云將表演形式形容為“跳島旅行”。“每張觀眾的桌子都像是一座島嶼，表演者在島嶼間穿梭，一個故事串連着另一個故事，這些故事互有關聯又互相獨立。”這種表演方式打破了傳統劇場的第四面牆，讓觀眾成為演出的一部分。

演出中運用了多種媒介，包括日常物件、攝影機、相片、圖畫、錄音等，來講述與“移動”和“團聚”相關的故事。黃鼎云強調：“這些故事不僅限於澳門，而是圍繞着大灣區，甚至延伸到印尼、加拿大等地。因為澳門本身就是一個富含歷史的半島，有人來、有人走，這種川流不息，才造就它豐富的文化肌理。”

《獨腳宴》特別強調，觀眾的參與和互動。陳詩琪表示，他們邀請同桌的觀眾組成“臨時家人”，在觀看演出的過程中，每位觀眾都對故事中描述的家庭關係產生自己的記憶投射。“每場演出，因為觀眾互動而形成的氛圍，獨一無二，不可複製的，這正是我們想要傳達的，珍惜面對面相聚的時光”。

這種理念在當代社會顯得格外有意義。演員劉業健在演出過程中，有着深刻體會。“在兩場演出裡，我都能感受到觀眾的真誠回應。當人們放下手機，專注於彼此之間的交流時，那種真實的互動變得特別珍貴”。他不禁反思：“從何時開始，人與人之間放下手機的交流，變成如此難得的事？”

在時代中創造新傳統

黃鼎云強調，《獨腳宴》並非想要批判特定的社會現象，也不是要鼓吹回歸傳統，所有傳統都是被創造出來的。我們應該在時代脈絡下創造屬於自己的傳統，這種觀點為作品增添了更開闊的視野，不是懷舊地感嘆傳統的消逝，而是思考在當代條件下，“團聚”可能具有的新意義。作品特別關注到數字時代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黃鼎云指出：“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熒幕久了，覺得自己與對方很熟悉，但實際碰面時，卻不知道該如何互動。”這種數字溝通，與面對面交流的落差，成為作品想要探討的另一個面向。雖然《獨腳宴》根植於澳門的本土經驗，但創作團隊特意為作品注入了跨文化的可能性。陳詩琪透露：“這個題材在大中華地區有一定的共性，我們在創作中明確預留在地化題材可以替換的部分，為日後在不同城市演出預留了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