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景、身體與地方性視角下的意大利街頭藝人表演

文/圖/ 張雅欽/戴定澄

引言

在全球化與城市旅遊業的雙重語境下，街頭表演深植於城市日常，成為可見、可聽的文化景觀。聲景研究、身體取徑與“地方性知識”等視角，有助於把握音樂與建築空間之間的作用方式。意大利街區兼具教堂廣場、文藝復興宮殿、石砌窄巷等多樣形態，長時段的歷史文化為其增添厚度，成為考察“聲音如何與空間共同生成城市意義”的理想場域。

基於上述背景，本文提出層層遞進的研究問題：意大利的建築環境如何作為一種“非人工的聲學裝置”，塑造街頭藝人的音色、音量、曲目選擇與表演風格，並由此生成何種獨特的美學體驗？街頭表演如何作為“流動的裝飾”與“聲音的雕塑”來激活、挑戰或重述靜態建築空間；表演者與觀眾的身體動態又如何臨時生成臨時的“社會性建築”？街頭音樂實踐如何成為地方文化身份的展演、傳承與協商；在全球化與旅遊產業的框架中，“真實性”（authenticity）是如何被建構與理解的？

三組彼此呼應的視角構成討論街頭音樂與空間的生成關係的底層邏輯：聲景研究把城市視為一個整體聲場，街頭音樂作為可辨識的“聲音標誌”（soundmark），與鐘聲、人聲、腳步聲同處一個聲域中互動（Schafer, 1977）；建築現象學與空間理論提醒我們：建築並非中性的容器，而是被身體與聲音持續佔據、轉譯與再生產的意義場，涉及“場所精神”（genius loci）與“空間的生產”（Norberg-Schulz, 1980；Lefebvre, 1991/1974）；民族音樂學的表演取徑把音樂視為事件與行動，強調音樂家、觀眾與環境之間的即時協作（Small, 1998；Schechner, 2002；Barz & Cooley, 2008）。同時，也有學者從跨文化視野出發，將街頭音樂視為觀察城市日常與公共空間的舞台與社會縮影，主張以民族誌敘事連接個案與理論，並討論其在文化商品化中的位置與“局外人”（outsider／etic perspective）的反思（Luo, 2001／2021）。

意大利街頭表演的歷史與文化背景悠久。自中世紀的吟遊詩人（troubadours、minstrels）到近現代的街頭藝人，街頭音樂表演不僅承載民間音樂與敘事傳統，也在廣場、街角與市集等公共場所中累積了城市的文化記憶，形成表演藝術與日常生活緊密交織的景觀。

隨着旅遊業興起，街頭藝術逐漸走向商業化，藝人身份由“城市文化的在地實踐者”轉而成為“旅遊文化產業”的一環。本文據此以薩維尼亞諾—博洛尼亞—羅馬的街頭音樂案例為比較框架：節慶背景的中世紀巡遊、海神廣場的半職業化二重奏，以及羅馬街道上的的職業化的一人樂隊。結合聲景觀察與基於聲學特徵，討論音樂、建築與社會互動的共構關係。三種表演都呈現出在歷史街區高底噪環境中如何達成“可被聽見、可被辨識、可被參與”的實踐邏輯。

一

意大利北部城市薩維尼亞諾的中世紀節（Savignano sul Panaro），該節目以保存完好的“中世紀古堡村落”（Borgo Medievale）為舞台，每年9月前後都會舉辦歷史再現活動：數百名身穿古裝的表演者，在城堡與石巷間復演15世紀的地方史事與日常場景，並配有音樂巡遊、表演、手工藝展示與“中世紀酒肆/食舖”等，讓訪客以沉浸式方式“體驗歷史”。該活動當天，整個城鎮被裝扮成中世紀風格，表演與巡遊人員穿着中世紀風格服飾（長袍、斗篷、皮革配件、金屬盔甲／頭飾等），持旗幟、盾牌與簡易道具。部分女性穿長裙與頭紗。服飾以深色布料與木／皮革細節為主，強化歷史再現感。樂手在隊伍中演奏，舞者或角色性人物進行簡短互動；觀眾沿街兩側圍觀、拍攝與鼓掌，形成明顯的觀演邊界。街道被臨時轉化為線性舞台，建築立面充當背景與聲反射面。可見打擊與吹管類樂器（如手鼓、笛類），節慶節拍與群眾反應疊置；環境聲包括行進腳步與人群喧譁。聲源呈移動式分佈，與街巷的長條形空間相互作用。

觀眾以家庭與旅客為主，持手機記錄；偶見與表演者近距離互動（點頭致意、合影示意等），互動節點多出現在隊伍暫停或轉場時。線性街廓與硬質材料強化了行進式表演的可見度與聲音投射；節慶裝飾（旗幟、橫幅）在視覺上劃定了行進路徑，亦增強場域辨識度。活動以“巡遊—定點—再啟程”的節奏組織人流與注意力。

現場的聲景由高音旋律疊合固定節拍構成。薄織度讓旋律在中高頻保持良好穿透；打擊以規律的二拍子節奏型校準步頻。旋律多取自中世紀教會調式，靠短動機反覆推進；和聲處理克制，以調式重心＋節奏帶動行進。間或點綴的臨時裝飾，不僅保留歷史風格，也在戶外環境中提升了聽感的清晰度。

建築不是表演的背景，而是參與音樂語言的條件。狹長街道與石質立面的早期反射抬升中高頻，促使藝人採用更亮的音色與較高音區；低頻的踏板音作為穩定錨點，使旋律在移動與人聲喧鬧中仍然清楚可辨。清楚重音與短句循環把“巡遊—定點—再啟程”切分出可預期的時間節點，牽引觀眾的停駐與流動，街道也因而暫時被組裝成一座具邊界的社會性建築。踏板維繫儀式感，與人群步伐同頻；中高頻旋律在街巷反射中獲得所需的清晰度，逐步沉澱為此地可辨識的聲音標誌。於是，在身體、聲場與場景的耦合之中，城鎮的中世紀敘事被聽見、被實作，而不僅僅被觀看。

在文化層面，這套neo-medieval／folk-revival的語言把歷史再現與地方記憶縫合在一起。服飾、旗飾與建築輪廓提供時代的視覺指涉，循環的旋律與清楚重音則把路人拖入節慶的節奏之中。居民與遊客在與藝人的目光與身體互動間形成短時共同體，地方身份在參與與消費之間被持續協商與更新。由此，歷史性建築與節慶現場被聲音連接為一種持續生成的地方性，並沉澱為可被辨識與召喚的聲音地標。

進一步看，這套聲音語彙在“真實感”與“舞台化”之間擺盪。為了攫取轉瞬的注意，曲式常被壓縮為易記的動機與鮮明重音，歷史元素則被提煉為可即刻辨識的聲音記號；同時，在地社群以方言口號、慣用節拍與熟悉的旋律走向，把自身記憶嵌回現場，避免表演淪為單向的觀光秀。於是，音樂既是節慶的“聲音標誌”，也是地方身份協商的場域。一端連接城市形象與旅遊市場，另一端維繫居民與訪客對場所的情感依附。隨着活動按年度節律反覆上演，旋律與節拍被身體記住、被媒介傳播，逐步沉澱為可被召喚的“聲音地標”。

換言之，建築提供的聲學可供性、節慶經濟的注意力機制與在地社群的即興實作，共同支撐地方性持續生成，把城市的物質場景與當下的社會動員縫合為一個可感知、可參與、可再生產的敘事。

二

以博洛尼亞海神廣場一帶“拱廊——廣場”的複合空間為背景的一組半職業化二重奏中，女生演奏小提琴承擔旋律部分並標記情感峰值，男生演奏木質吉他提供節奏與和聲（兩個樂器皆插電）。連續的拱廊與石質牆面地面的早期反射構成聲學的中等混響。在此條件下，表演者在演奏技法上傾向清晰的旋律線條：吉他以分解和弦與低音持續穩定調式重心，小提琴在較高音區短動機循環與規整句長推進，偶發顫音等裝飾音技巧。

進一步觀察這一“自由打賞＋小型帶擴聲的音樂”的半職業化模式，可以看到表演、空間與經濟互動被精細地編排在一起。開放的琴盒不僅是收受贈與的容器，更是將路人轉化為潛在參與者的可視化信號：它與音樂樂段的句讀休止、情緒峰值與結尾對觀眾的致意形成微型的“互惠模式”，在每一次強拍或句末停頓處創造出臨時的付費窗口。擴聲設備則把這個儀式推向可聽的範圍——在拱廊的短混響與早期反射條件下，直達聲被適當放大，觀者得以在噪音地景中持續辨識旋律；同時，較低的演奏力度讓音色穩定、情緒鋪陳更穩定可控。由於二重奏的分工清晰，兩者在空間中的站位、面向與音箱指向，實質上都為廣場空間佈置了聲景：兩名藝人面對方向的範圍即為觀眾席，觀眾在此區間駐足欣賞，廣場街道因而被組裝為一座可感知的“社會性建築”。

在此框架內，“專業性”並非僅由藝人的演奏技巧定義，而是由一整套場域規訓構成的——固定的曲組長度與主題旋律、在十至十五秒內給出可識別的主題樂句以鎖定觀眾的注意、在高潮—收束—致謝之間以目光與手勢觸發觀眾的贈與行為。

同時，對擴聲的細部管理（如吉他音量避免低頻積聚、小提琴音量控制在適宜的區間以兼顧穿透性但不刺耳）又把拱廊的材料與幾何條件轉譯為可操作的聲學參數。這種舞台化的設計並未削弱表演的“真實性”，反而回應了當代城市的可聽條件：在高底噪、強流動的歷史街區裡，能被聽見本身就是地方性的前提。更重要的是，重複出場的曲目與藝人表演的攤位在記憶中留下痕跡，形成可被召喚的聲音地標；它既服務觀光經濟與城市形象，也為在地居民提供了可持續參與的節奏框架。

三

表演發生於羅馬臨街的空間。石質牆面與地面構成硬質的聲學環境：短混響與明確早期反射提升了中高頻聲音的的清晰度。藝人以“一人多工”完成雙層聲景：雙手於手碟（handpan）塑造旋律，雙腳以自製踏板輸出規律節拍，嘴吹奏自製的管狀樂器，形成“旋律/音程＋節拍”的結構。藝人長時間的視線追隨把來往行人的停駐與移動納入演出節奏，現場邊界因此在流動的人群中被不斷勾勒與更新。

手碟以金屬膜片的明亮音色承載短動機循環與規整句長，下方踏板在每拍或每小節的強拍做清楚的標記，兼具節拍錨點與身體律動的驅動，管樂的通透將聲音充盈聽覺空間，低音共鳴區域與“踏板音”共同維持氛圍感，上方以分解與反覆動機勾勒旋律線條。“節拍——動機——踏板”三者合作，既穩定人流的步頻，保留即興微調的空間。

在街頭藝人的這種動態的表演調控下，街道被暫時組裝為一座“社會性建築”：重音與視線像臨時的佈光，標示展演區；句末留白與換段，則像出入口，組織人流的進出。

此種“一人樂隊＋互動凝視”的職業化街頭模式，把城市日常、即興儀式與旅遊經濟縫合為同一套流程。其運作核心是互惠機制的時間編排：表演者以可辨識的主題鉤子，或是可構成視覺沖擊效果的肢體動作，語言交流與穿着，甚至樂器本身，在短時間內鎖定觀眾注意，通過動態的旋律上下行與和聲收束創造微型高潮，並在句末以目光，肢體，或是直接的語言表達提示“贈與窗口”（鼓掌、停駐、打賞）。踏板提供的穩定步頻讓陌生人群出現短時的步態同步，視線則完成情感溝通：在聲場之外再建一層社交回路，使路人的觀看轉化為參與。此時，能被聽見本身就構成當代城市的“真實性“條件——在高底噪的歷史街區裡，音量管理、句長設計與換段節點等聲景治理，成為把建築的物質過去與現場的社會動員縫合在一起的關鍵。

然而，這套聲音語匯也面臨收斂與同質化的風險：重複的動機與公式化節拍容易被注意力經濟馴化，地方性遂淪為“可識別但難以被記住”。為在“可懂度—新鮮度”之間取得平衡，職業街頭藝人常從數個層面調整：透過調式與音區的細微變化（如轉位、周期性提升音區）製造聽覺落差；以節拍微差與踏板圖形的變化（偶爾移位重音、引入三連音或弱起）增加張力而不打破步頻；藉由空間對位的即興（順着街巷縱深改變面向與站位、利用牆角與拱洞獲取不同反射）把建築條件引入編曲；並在儀式節點上加入敘事，引入地標與當下事件的口語提示，將一次性的演出轉化為可被記憶的地方故事。當這套操作隨季節與場所反覆上演，旋律與節拍便在身體與媒介中沉澱為可召喚的聲音標誌，而地方身份也在“參與—消費—再參與”的循環中被持續協商與更新。

討論

在意大利街頭藝人表演中，建築材質與街廓幾何先行決定了可行的聲學條件，亦由此引出相應的音樂語言。石材立面與拱廊帶來明確早期反射與短混響，使三個案例普遍採用亮度較高的音色、薄織體與清楚的重音記號；二拍／四拍的行進型脈衝成為最省力、最易懂的傳播機制。換言之，建築不是被動背景，而是編曲與演奏技法的隱形合作者——它導向較高音區、以短句循環構成旋律線條的語法，把“可被聽見”確立為城市表演的首要條件。

進一步看，節奏的連續重複構成了一套社會學的溝通技術：穩定的重音把行人的步態、停駐與視線校準到樂句邊界；於節慶巡遊，它調度隊列與儀式節點，帶動觀眾的情緒；於半職業的二重奏樂隊，它與段落致意、樂器盒的討賞共同生成可預期的互惠節點；於一人職業樂隊，踏板節奏和與觀眾之間的凝視互動將音樂高潮轉化為觀眾鼓掌與打賞的時間窗口。三個案例在音高組織上皆以調式重心而非複雜和聲維繫場感，短動機循環生成旋律，形成可被記憶的“聲音標誌”，把歷史敘事、城市日常與旅遊經濟縫合為“地方性特徵”。同時，一條由公共儀式—半職業—高度職業化的邏輯線：專業化提升了可聽性與經濟效率，為了維持“可懂度—新鮮感”平衡，在不破壞觀眾步頻與音樂清晰度前提下，藝人以調式轉位與音區提拉、重音位移與節拍微差、按照街巷縱深調整站位與面向等微觀調節，在配合聲學友善的城市治理（可逆吸聲／擴散、音量與時段規範、動線聲學標示）的前提下，使街頭表演得以在聽覺層面持續生產地方性。

結語

街頭演出並非零散消遣，而是一種具文化厚度的社會實踐。藝人依託具體的建築場景，以聲音組織情感與記憶，讓音樂成為跨語言的交流方式；觀眾在行走、停駐、回望之間參與並改寫現場，使氛圍與意義即時生成。現場經驗不只依賴聽覺，還與視線、身體距離、材質反射、空氣與光影共同運作，開放而偶發，讓路人得以轉化為共演者。因此，街頭藝術超越單一的音樂消費，成為維繫公共空間活力與不斷生成地方性的機制。理解並善用這種“聲音—身體—空間”的共構關係，應成為城市設計與文化政策的基本前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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