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劇場邊緣的隨筆──與劇評寫作者沅泱的對話

在澳門的劇場觀眾中，有一位筆名“沅泱”（Amalia）的寫作者，她以一個“外來者”的視角，隨性而真誠地記錄自己的觀戲感悟。她稱自己“偶爾看戲”，隨手寫寫，卻在不經意間，為澳門劇場提供了一個來自圈外的有趣觀察。本文透過與沅泱的對話，並結合她的數篇代表性文章，試圖呈現沅泱如何以其坦誠的文字，記錄下她與這座城市劇場的相遇。

從西班牙語到劇場：一場意外的相遇

沅泱的劇評之路，始於一場偶然。她主修西班牙語，原本與劇場並無太多交集。直到二○一八年，她走進劇場看戲，但真正促使她提筆寫作的，是二○二一年澳門劇場文化協會舉辦的一期劇評班。“那時覺得說可以開始寫一點在地的東西”，沅泱在訪談中回憶道，“因為我覺得劇評當中是劇場怎麼做，可能跟當下的創作者是如何看待這個城市是有關係的”。

這份初衷，奠定了她寫作的基調：始終將劇場視為觀察城市的窗口。她從二○二一年起，在《評地》等本地藝文評論平台上分享她的觀點。作為一個普通話使用者，在以粵語為主流的澳門劇場環境中，她也深刻體會到推廣的困難。她坦言，向內地同學推薦本地戲劇活動時，常常遇到“聽不懂”的障礙。這份無力感，讓她最終放棄了吸引更廣泛觀眾的嘗試，轉而將寫作視為一種更為個人化、也更為深刻的記錄與反思。

局外人的視角

“我的位置是相對特殊的，因為我是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外來的角色。”沅泱在訪談中多次提到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她不曾在澳門落地生根，也無意成為本地文化圈的一份子。這種獨特的身份定位，讓她得以用一種更為自由的眼光看待澳門劇場。

“在一個小的圈子裡面，可能會怕得罪人……我寫的人是文化圈裡面的人，我評的人也是文化圈裡面的人，他可能就是我的朋友。對朋友的評價通常不會太嚴苛，因此在評論時常常有所保留。”

沅泱觀察到，澳門的評論生態普遍存在一種“以積極向上正面的態度，去評價每一件發生的事情”的習慣。她的“外來”身份，讓她得以從這種人際關係的顧忌中抽離。她認為，這種距離讓她的寫作“相對更加客觀”，能夠更直接地觸碰問題的核心。在她和一位朋友討論後發表的劇評《大橋道理》中，她便展現了這種坦誠。文章開篇即強調：“我不向任何人推薦澳門任何劇場。”她直言該劇雖然試圖融入“在地化元素”，最終淪為“速食化的敘事拼貼”，劇本蒼白，缺乏獨特的靈魂。她提出，這種現象或許反映了“一種本土劇場的集體焦慮”。這種直接批評，在澳門的評論環境中並不多見，卻也提供了一種來自外部的真實回饋。

情感先於技術：一種“作為觀眾”的寫作

儘管擁有客觀的距離，沅泱的評論卻非冰冷的學術分析。她反覆強調，自己看戲時“會把情感放在前面”。她所追求的，並非解剖式的技術評判，作為一個普通觀眾，去真誠地體驗作品中的情感流動。

“我在這個戲裡面看到了甚麼情感，我是如何去體驗這種情感的。就是這種情感它是脫離了學院派……而是把演出回到觀眾的位置，作為一個觀眾去如何體驗當中的情感和人物和劇情。”

基於此，她反對在社交媒體上流行的「打分制」評論。她認為，藝術是多維度的，一個簡單的分數無法概括其複雜性。她用了一個直接的比喻來表達她的立場：「如果說我只是給出分數，我說差評，那這就跟一個活人站在你面前，然後給他判了無期徒刑一樣，其實我覺得是不公正的。」這種“作為觀眾”的寫作哲學，讓她的文章在理性剖析中，始終保有一份感性的溫度。她不輕易褒貶，但一旦做出判斷，必然會詳細闡述“為何覺得它不好”，讓評論回歸到真誠的對話，而非粗暴的裁決。

澳門劇場觀察

當面對一部難以單獨評價的作品時，沅泱會採用一種“橫向評論”的策略。她會“多找兩個同一時間的（作品），去找他們當中的共同點”，透過並置與對比，發掘出更深層的時代意義與創作趨勢。

她於二○二三年發表的文章《談論老去的經驗，面對老去的終點》，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文章同時評論了石頭公社的《午後陽光》與卓劇場的《喺度簽個名》。前者邀請年長者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後者則探討臨終關懷的家庭困境。

沅泱將這兩部看似獨立的作品並置，敏銳地捕捉到它們共同指向的社會議題：澳門正在逼近的老齡化社會，以及華人文化中對“死亡”的諱莫如深。透過這種橫向的視野，沅泱的評論超越單一作品的得失，描繪出特定時間點上，澳門創作者們共同關注的焦慮與思考。她總結道：“暫不論這兩個演出做得‘好’還是‘不好’，起碼在少人談論這些議題時，劇場還會提起——而我還在好奇他們會怎麼提起。” 這份好奇，正是她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動力來源。

憑藉多年觀察，沅泱對澳門劇場的生態與困境，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認為，澳門劇場長期面臨雙重的身份難題。首先，是“被困在老澳門裡面太久了”。 她指出，當博彩業之外的澳門需要尋找自身定位時，只能退回到一種懷舊的“老澳門敘事”中。然而，這種敘事往往是“過時的”，無法跟上城市發展的真實脈絡，導致新的身份認同難以建立。這種困境也反映在劇場創作上，許多作品雖然標榜“在地”，難以擺脫臉譜化的窠臼。

其次，是“國際平台”定位下的弔詭。 近年，澳門官方致力於將城市打造成“國際演藝之都”，舉辦諸如國際喜劇節、兒童藝術節等大型活動。沅泱也觀察到，這些冠以“國際”頭銜的活動，成為了外來表演者的舞台，“講澳門故事”的本地演出，卻幾乎不可見。澳門劇場似乎在“對內”無法與國際潮流接軌，在“對外”又難以建立起清晰的主體性。

在她發表於《Artism Online》的文章《讓澳門製作走向別處：談向外輸出之困局》中，她闡述了這種困境。澳門劇場偏愛微觀敘事，卻“難以實現‘由小見大’的主題昇華”；由於缺乏統一的產業鏈與推廣平台，各劇團“各自為戰”，難以形成強大的品牌形象“走出去”。

結語：一份來自邊緣的觀看日記

訪談最後，沅泱說：“你要了解我是甚麼人，你就去看我寫的東西就好了。” 沅泱的文字，就是她最好的註腳。它們真誠、直接，充滿了個人的好奇與關懷。沅泱的寫作，或許無意改變，也未必追求成為檔案。它更像是一份個人的觀看日記，真誠地記錄下一個異鄉觀眾在特定時間與空間中，與澳門劇場相遇時的所思所感。這份來自邊緣的、不帶預設的聲音，本身就是一種值得被聽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