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逝的迷宮中，重構記憶之場：評怪老樹劇團《祐漢新新村》

前言：當劇場成為返回記憶的儀式

對於怪老樹劇團的演出，筆者並不陌生。從疫情期間城市藝穗節中，引領觀眾以身體重新丈量社區紋理的《又看·祐漢》，到以實驗劇場形式，在《Court Theatre：土地戲法》中對桃花崗土地問題進行思辨交鋒，該劇團對澳門本土社區議題的關切，已然成為其創作中一條清晰可見的脈絡。在本刊的定位中，社區從來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核心主題，而怪老樹劇團的持續實踐，正是在不斷追問：藝術如何介入社區？劇場如何成為凝聚居民情感、反思城市變遷的空間？

此次《祐漢新新村》的演出，作為祐漢的怪老樹・最終章，更像是一次告別的儀式。它並未採用宏大敘事，而是以一種極其個人化、沉浸式的體驗，引導我們重返即將消逝的祐漢七棟樓。對筆者而言，任何關於這片澳門人口最密集、最具草根意味，且與筆者童年潛意識相連的區域的藝術創作，都是不容錯過的。本次活動，筆者與太太參與的是12月6日晚間的場次，演出始於舊街市，在夜色中穿過迷宮般的橫街窄巷，短暫駐足於公園的裝置藝術前，最終抵達其中一個居民單位，在一個充滿象徵意味的算命場景中，詰問祐漢的未來。整個過程歷時約九十分鐘，我們深知，這樣的體驗僅此一次，每一次都是最後一次。當推土機的轟鳴聲響起，這片承載了幾代人記憶的樓群終將化為瓦礫，而這次獨特的觀演經驗，將沉澱為日後回味這段歷史的珍貴線索。

本文將以筆者親身參與的經驗為基點，從三個層面展開探討：一、從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的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理論，剖析祐漢七棟樓作為一個集體記憶載體的失落與重構；二、結合個人生命史，探討該演出如何喚醒潛藏於個人無意識中的童年回憶，並思考其與城市變遷的關係；三、以香港九龍城寨的文化符號為參照，反思澳門在面對相似歷史遺產時的遺憾與可能性。最終，筆者希望藉此思考，在一個急速追求財富增長的城市中，我們應如何安放那些看似無用卻關乎人性本質的人文關懷。

一、記憶之場的失落：在廢墟之上，我們為何需要歷史？

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皮埃爾・諾拉在其主編的鉅著《記憶之場》中，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概念。他指出，當我們不再擁有自發的、活生生的記憶環境（milieux de mémoire）時，便會開始主動創造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這些場是歷史的遺存，是我們意志與情感所投注的對象，它可能是具體的場所（如凱旋門）、符號（如國旗）、人物（如貞德），甚至是儀式或文本。其核心功能在於，阻止時間的侵蝕，抵抗遺忘，將事物的狀態固定下來，……以可感的方式捕捉不可捉摸的過去。諾拉的理論誕生於一個感受到傳統正在迅速流逝的法國，他試圖通過對這些記憶之場的探詢，重構法蘭西的國族認同。

將此理論投射到當下的澳門，祐漢七棟樓無疑是一個極具典型性的記憶之場。它不僅僅是七棟殘舊的建築，更是澳門社會特定歷史階段的活化石。對於澳門居民，尤其是回歸前大量湧入的新移民及其後代而言，這裡承載了一段複雜而深刻的集體記憶。它是現今社會中堅力量的童年遊樂場，是無數家庭落地生根、為生活打拼的起點。它所代表的草根、基層、龍蛇混雜而又充滿生命力的樸素生活，構成了澳門城市記憶中不可或缺的底色。然而，隨著都市更新的巨輪滾滾向前，這個充滿生活肌理的記憶環境正瀕臨瓦解。居民的遷出、社區網絡的解體，都意味著活的記憶正在迅速消散。在此刻，祐漢七棟樓的物理存在，便轉化為一個強大的記憶之場，成為我們寄託情感、對抗遺忘的最後堡壘。

怪老樹劇團的《祐漢新新村》演出，其深刻之處在於，它並非簡單地記錄或再現這段歷史，而是精心設計了一場返回記憶之場的儀式。演出的路徑本身就是一種隱喻：從喧鬧的街市出發，象徵著日常生活的起點；穿過黑暗狹窄的巷弄，彷彿穿越時光隧道，回到那個擁擠、混亂卻又充滿人情味的年代；最後進入一個真實的住宅單位，將觀眾的身體置於歷史的核心。這種身體在場的體驗，遠比任何文獻或影像都來得真切。演出最後的算命環節，更是一個精妙的設計。它將祐漢的命運，以一種充滿民間智慧和宿命感的方式呈現出來，迫使每一位在場的觀眾思考：我們希望這個社區走向怎樣的未來？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場註定到來的失落？

諾拉曾言，記憶之場的誕生，源於記憶與歷史的斷裂。當記憶不再是生活的日常，它就變成了需要被書寫、被紀念的歷史。《祐漢新新村》的演出，正是在這斷裂的邊緣，進行了一次充滿詩意的縫合。它讓我們意識到，對祐漢的關注，不僅僅是懷舊，更是一種確認我們是誰的文化行動。在一個不斷追求向前看的城市裡，這樣的回望，顯得尤為珍貴。它提醒我們，城市的靈魂，恰恰存在於這些即將被夷為平地的廢墟之中。

二、童年時光的回憶：潛意識中的地理學

在參與《祐漢新新村》的整個過程中，筆者始終被一種奇特的感受所縈繞：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祐漢七棟樓作為一個文化符號的長期存在，陌生的是筆者在有意識的記憶中，並未真正在此生活過。然而，那種揮之不去的親切感，那種在黑暗樓道中穿行時莫名的心安，卻又如此真實。直到近日與母親閒聊，才偶然得知，原來在筆者一兩歲、尚在繈褓之時，確曾在順利樓短暫居住。這個發現，如同一道閃電，照亮了筆者潛意識的幽暗角落。

這段被遺忘的生命史，為筆者解開了長久以來的謎團，也讓這次觀演體驗，從一場對外部社區的觀察，轉化為一次向內心深處的探索。原來，那些筆者自以為與己無關的空間記憶，早已在無意識的層面，刻入了身體的深處。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間詩學》中曾探討過家宅作為我們最初的宇宙所具有的心理學意義。他認為，我們生命中棲居過的空間，會成為我們夢境與想像力的原型。對筆者而言，那段在順利樓的短暫時光，雖然未能形成清晰的記憶圖像，卻可能以一種更為本源的方式，塑造了筆者對家、對社區、對歸屬的最初感知。

《祐漢新新村》的演出，恰恰以其高度的場域特定性（Site-specific），成為了一把鑰匙，開啟了這座潛意識的記憶宮殿。當筆者跟隨隊伍，走過那些似曾相識的轉角，當空氣中傳來鄰里單位模糊的電視聲與飯菜香，當最後置身於那個小小的、陳設簡單的房間時，筆者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劇場藝術的精妙，更是一種深刻的重返。這是一種超越了理性認知的情感共振，是身體記憶被喚醒時的戰慄。劇場在此刻，成為了連接個人無意識與集體潛意識的橋樑。

這也引發了筆者更深層的思考：一個城市的變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我們內在的精神地理學？當祐漢七棟樓這樣的物理空間被抹去，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建築本身，更是那些附著其上、代代相傳的個人與集體記憶。對於像筆者這樣的二代移民而言，我們的身份認同，正是在這種不斷變動的城市空間中被塑造的。祐漢，作為父輩們奮鬥的起點，作為我們童年記憶的背景板，它的存在與消逝，都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對澳門人這一身份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怪老樹劇團的創作，不僅僅是在為一個社區書寫傳記，更是在為我們這一代人，尋找安放身份認同的精神座標。它讓我們明白，即使物理的家園終將逝去，但只要記憶尚存，只要我們還在講述關於它的故事，那麼，精神的家園便永遠不會真正消亡。

三、九龍城寨的遺憾：我們如何敘述自己的歷史？

在思考祐漢七棟樓的命運時，香港的九龍城寨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參照物。兩者在歷史背景、空間形態和社會構成上，都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它們都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如戰後、移民潮）中構成；它們都以極高的建築密度、迷宮般的內部結構和龍蛇混雜的社群生態而聞名；它們都承載了城市底層頑強的生命力，並最終演化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符號。然而，兩者在被拆卸後的身後事，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這其中，蘊含著深刻的遺憾與反思。

九龍城寨在清拆後，雖然物理空間不復存在，但其文化生命力卻以另一種方式得以延續，甚至在全球範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日本遊戲《最終幻想》、美國電影《攻殼機動隊》到近年引起廣泛迴響的港產片《九龍城寨之圍城》，九龍城寨作為一個充滿賽博朋克（Cyberpunk）美學的東方奇觀，被不斷地想像、再現和消費。這種後城寨現象，一方面固然有東方主義獵奇目光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文化產業在提煉本土歷史符號、並將其轉化為具有國際傳播力的文化產品方面的成熟與成功。儘管電影中的敘事與真實的城寨歷史存在差距，但它無疑成功地喚起了新一代年輕人對這段歷史的好奇與關注，讓城寨的記憶，以一種新的、更具魅力的方式，在流行文化中得以轉世。

反觀澳門的祐漢七棟樓，當我們談論它的未來時，似乎除了推倒重建之外，便再無更多的想像。這背後，暴露了澳門在城市歷史遺產的敘述與轉化上的某種匱乏。我們擁有豐富的歷史素材，卻缺乏將其轉化為引人入勝的澳門故事的能力與意識。當香港能夠將九龍城寨的記憶，塑造成一個風靡東亞的文化IP時，我們對祐漢的記憶，是否只能停留在懷舊的感嘆和學術的探討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遺憾。

當然，筆者並非主張要將祐漢七棟樓全盤保留，或將其簡單地複製為另一個九龍城寨式的旅遊景點。歷史無法複製，每個城市都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但是，怪老樹劇團的《祐漢新新村》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啟示：在物理空間消失之前，我們至少可以通過藝術的方式，進行最大程度的精神搶救。這次演出，就是一次極為成功的嘗試。它沒有停留在表面的奇觀展示，而是深入到社區的肌理與居民的情感深處，以一種真誠、樸素而又充滿力量的方式，為我們保存了一份關於祐漢的、不可複製的活的檔案。它證明了，藝術，特別是社區劇場，可以在城市記憶的傳承中，扮演無可替代的角色。

未來的問題是，在這次演出落幕之後，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我們是否可以建立一個更系統的口述史檔案庫？是否可以支持更多的藝術家、電影工作者、作家，以祐漢為題材進行創作？我們能否在未來的重建規劃中，以某種形式（如一個小型紀念館、一段保留的殘壁、一個公共藝術裝置）來銘刻這段歷史？這些，都是比單純的財富增長，更關乎一個城市文化厚度的問題。

結語：在財富之外，尋找人之為人的答案

《祐漢新新村》的觀演經驗，對筆者而言，是一次深刻的靈魂叩問。它迫使我們在一個以博彩業為主導、以財富增長為核心驅動力的城市中，重新思考價值的定義。當一個社會的主流話語，被名成利就的目標所佔據時，我們是否還有空間，去關注那些看似無用的人文關懷？皮埃爾・諾拉在《記憶之場》的開篇就曾憂心忡忡地指出，現代社會的加速發展，正在讓我們失去與過去的有機聯繫。我們生活在一個只有現在的時代，歷史被簡化為奇觀，記憶被商品化。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提記憶、重返歷史，就成為一種必要的文化抵抗。它抵抗的是遺忘，是單一的價值觀，是人之為人的豐富性被化約為經濟數字的趨勢。

筆者作為一名在澳門回歸前出生、見證了城市巨變的居民，筆者深切地感受到，我們這一代人，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我們享受了經濟騰飛帶來的物質成果，但也同時面臨著精神家園流離失所的潛在危機。我們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究竟應該建立在什麼之上？是建立在不斷刷新的GDP數字上，還是建立在對這片土地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承之上？

筆者相信，再多的利益，終歸要回到作為人的本質之中去尋找答案。而人之為人的本質，恰恰體現在我們的情感、記憶、同理心，以及對超越個體生命的、更宏大的社群的歸屬感之中。《祐漢新新村》的價值，就在於它以藝術的方式，為我們指明了這條回歸之路。它讓我們看到，即使在最破敗、最邊緣的角落，也蘊藏著最動人的生命故事與最值得珍視的城市記憶。

最後，筆者由衷地感謝怪老樹劇團，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澳門社區的深耕與關注。在這個喧囂的時代，他們選擇了沉潛下來，用腳步丈量土地，用藝術傾聽心聲。筆者亦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如此真誠、如此深刻的藝術作品，在澳門的各個角落生根發芽，喚起更多居民對自己所處社區的熱愛與回憶，共同構建一個更多元、更包容、也更具溫度的社會共同體。

演出資訊

演出名稱：祐漢新新村
主辦：怪老樹劇團
裝置藝術展期：2025年11月24至12月7日
環境劇場演出日期：2025年12月5至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