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管樂隊走過：1818-1935年殖民時期澳門音樂生活中的宗教信仰與軍事防衛

在正式分享前，我要向“文學之路”藝術節的主辦方致以謝意，尤其要感謝藝術節創始人、我的朋友里卡多・平托(Ricardo Pinto)，他給了我這次機會，讓我講述澳門音樂史中這一重要，卻常被忽視的篇章。同時，我也要感謝澳門管樂協會，特別是協會會長梁沛龍及其夫人周潔麗。即便接到邀請的時間十分倉促，他們仍欣然應允，帶領管樂團來到現場，為本次分享添彩。此外，我還要向所有為今晚的演出抽時間排練的樂團成員，致以特別感謝，謝謝大家！

過去25年間，澳門歷經巨變，如今成為享譽世界的旅遊娛樂中心，也是東亞最安全、最具吸引力的都市博彩勝地之一。在某種程度上，澳門那種陳舊的刻板印象仍未消散：一個由博彩主導、充滿冒險與娛樂的地方。在這座城市的歷史中，有很多不那麼顯眼的側面，包括音樂在內，都被這些負面刻板印象所掩蓋。各位，或許有人此刻正疑惑，澳門是否有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音樂史。

從1952年的電影《澳門》中，我們能看到二十世紀初荷里活眼中的這座城市，一個“危險的天堂”。影片預告片將黑色電影的經典刻板印象悉數呈現，融入了以東方及本地固有印象塑造的角色，比如身着黑綢長衫、揮刀的中國殺手，以及體態臃腫、辦事拖沓的葡萄牙警員。就連英國作曲家安東尼・科林斯(Anthony Collins)創作的配樂，也通過營造模糊的音景，強化了這種對澳門的簡化式東方主義想像。正如拉爾夫・洛克所言(Ralph Locke)這樣的聲音景觀，只為向觀眾傳遞一種“異質、異域”的文化感知。

要還原澳門這樣一座文化多元的城市的音樂史，實為一項極具挑戰的工作，背後原因有諸多方面。首先，儘管音樂在澳門的歷史與社會中佔據重要地位，卻鮮有歷史學家對其予以關注。其次，研究澳門音樂的資料，大多難以向公眾開放，這些資料散落於珍本典籍、手稿、旅行見聞、期刊及舊報紙等有限載體中。各位朋友請放心，這些都是學術講座的內容，今晚我不會用這些“學術瑣事”讓大家感到枯燥。畢竟，我們相聚於此，是為了回顧一項延續了兩百餘年的傳統，緬懷那些孕育並傳承這一傳統的先輩。正是他們，讓管樂傳統成為澳門至今仍熠熠生輝的文化標誌之一。

我們的故事，始於1818年12月26日周六清晨。那是一個特殊的日子，數月以來，澳門都在為慶祝攝政王若昂登基成為葡萄牙國王若昂六世(Dom João VI)（1816-1826年在位）做準備。這場登基大典早在九個月前的2月6日，已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十年前，葡萄牙王室為躲避拿破崙軍隊的入侵，曾流亡至此。澳門市政廳（Leal Senado）議事亭特派使節前往里約熱內盧，出席慶典並向新國王表達效忠之心。數月後，為效仿里約的慶祝盛況，澳門當局策劃了一場持續整日的慶典活動，壓軸環節是澳門一眾知名商人和政府官員組成的遊行隊伍。攝政王營的管樂團(Prince Regent Battalion Band)為遊行保駕護航，樂聲“宛轉悠揚，餘韻繞梁”。遊行隊伍穿行於澳門主要街道，途經總督府與大教堂，最終回到市政廳。

市政廳前還搭建了一座三層高的中式亭台仿古建築，入夜後，亭台燈火通明，市政廳入口上方懸掛着手握黃金權杖的國王肖像。亭台旁，管樂團奏響“歡快的交響曲”，民眾駐足欣賞，沉醉於這一盛景。

這段記載刊於數月後的葡萄牙王室官方公報《里約熱內盧公報》(Gazeta do Rio de Janeiro)，其中或許有誇張之辭。整體而言，仍是對這場慶典的可信描述。儘管彼時葡萄牙軍團樂隊對樂器的使用有嚴格規定，僅允許使用鼓、橫笛、小號和定音鼓，但澳門慶典上回蕩的“婉轉樂聲”與“歡快交響曲”，大概率是由一支遵循當時歐洲樂器編制的小型樂團演奏。自18世紀末起，一種更具貴族氣質的軍樂形式，Harmoniemusik室內管樂開始成為主流，通常由雙簧管、單簧管、巴松管和圓號各兩支演奏，偶有加配橫笛和小號的情況。1817年，位於里約熱內盧的葡萄牙王室，便擁有一支編制相近的樂隊──皇家海軍火槍旅樂隊(Muzica dos Fuzileiros da Brigada Real de Marinha)，其中就包含上述多種樂器。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樂器編制也被當時的諸多作曲家所採用，莫扎特的管樂嬉遊曲和小夜曲，便是其中代表。

16至17世紀，澳門尚無常駐軍事部隊。到了18世紀，隨着歐洲軍事建制完善，軍事儀式的排場與儀式感，愈發受到重視。1810年，葡萄牙攝政王若昂收到澳門商人的讚譽報告後，下令從果阿調派400名士兵，組建了攝政王營。該營的管樂團──攝政王營管樂團，正是為前文所述的登基慶典演奏的樂團。這一記載，大概是澳門現存最早的軍樂隊演出記錄，也標誌着這一世俗音樂傳統在澳門的開端，延續至今。

除了旅行者或許帶有偏見的評價外，關於19世紀澳門本地軍樂隊的藝術水平，鮮有可靠記載留存。1846年到訪澳門的法國奧古斯特・蒙福特上尉(Captain Auguste Montfort)，便是其中一位留下評價的旅行者，他對澳門軍樂隊的演出大加抨擊：

“這支樂隊在總督府外演奏時，對曲目毫不上心……儘管他們的演奏技藝拙劣，卻對宗教外在的儀式規範恪守不渝：當教堂的鐘聲在他們怪異的演奏中響起，他們便會停下這嘈雜可笑的喧鬧，虔誠地誦念禱文。”

這支樂隊的成員，可能是幾名本地學徒，以及來自葡屬印度的士兵樂手。他們幾乎都是在教會學院接觸並學習音樂的，這一點或許能解釋蒙福特略帶諷刺的評價。為何他們對“宗教外在的儀式規範”如此恪守。數年後，約1851年到訪澳門的美國醫生本傑明・林肯・鮑爾(Benjamin Lincoln Ball)，對這支樂隊的評價則溫和許多，他認為澳門的這支樂隊“雖不及波士頓的樂隊水平”，夜晚聽他們演奏，“仍能讓人感到愉悅”。

1829至1833年間在澳門生活的美國少女哈里特・洛(Harriet Low)，每周六傍晚都會在聖方濟各廣場(Campo de São Francisco)聆聽管樂隊的演奏。這座廣場位於南灣大馬路東端，她在日記中寫道：“聽他們演奏，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哈里特也見證了管樂隊在天主教遊行中的出場。1830年4月11日復活節清晨，她被遊行的喧鬧聲與管樂隊“激昂的演奏聲”喚醒，她寫道：“這音樂太美妙了。”

彼時，歐洲社會的宗教儀式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元素，在受法國大革命影響最深的國家尤為顯著。約翰・羅塞利(John Rosselli)將其描述為“一種認為宗教體驗應充滿莊嚴與敬畏的觀念”。在意大利的宗教儀式中，教堂常會演奏軍樂，以及當時的熱門歌劇選段。葡萄牙也不能免俗，這一風潮還影響其遠在亞洲的殖民地果阿與澳門。在澳門，管樂隊在宗教遊行中的作用舉足輕重，其演出日程甚至會每年刊載於官方公報與報紙上。

鴉片戰爭結束後，香港於1842年開埠，並迅速實現經濟崛起，這座古老的葡萄牙商埠也逐漸轉型為旅遊勝地，經濟重心轉向博彩業與華工貿易。彼時澳門的經濟形勢雖動盪不安，自1863年起，軍樂隊的公共演出曲目單仍會每周刊載於官方公報上。軍樂隊的戶外演出從原本的每周一場，增至每周兩場，甚至三場，演出地點均為公共花園。

軍樂隊的每場演出時長通常不超過兩小時，因多在戶外進行，演出時間安排靈活，並根據季節調整。演出場地的選擇也經過精心考量，不僅受天氣因素影響，還貼合當時的社會習俗。當時，餐後在公共花園散步，是十分常見的休閒方式。

19世紀下半葉起，聖方濟各花園(Jardim de São Francisco)與華士古達嘉馬大馬路，便成為軍樂隊的固定演出場地(Avenida Vasco da Gama)。1867年，老式的聖方濟各廣場被改造成具有歐洲現代風格的公共花園，園內的小徑與階梯佈局對稱，花園中央還修建了一座演奏台。自19世紀起，公共步道與花園便成為葡萄牙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風貌之一。這一傳統起源，可以追溯到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遭遇大地震後的城市重建工程。

此次重建中，里斯本修建了首條公共步道(Passeio Público)──公共漫步徑，這裡也成為19世紀末浪漫主義生活方式的象徵。澳門的歐洲社群生活，在諸多方面都深受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傳統影響。19世紀末的里斯本，公共步道不僅是市民的娛樂場所，也是資產階級展示時尚穿搭、與知識份子、藝術家和貴族交流的場合。由此不難推斷，在澳門，南灣大馬路、華士古達嘉馬大馬路與聖方濟各花園，也扮演着與里斯本公共漫步道相似的角色，園內的演奏台，儼然成為了歌劇院的替代之地。

澳門軍樂隊的歷史，自然與葡萄牙不斷變化的軍事、政治格局緊密相連。在此，我不再贅述這些歷史變遷，我的研究顯示，至少在1912年之前，這一音樂傳統始終保持高度的延續性。1910年葡萄牙宣佈成立共和國後，殖民時期的軍樂隊於1912年解散。即便如此，澳門本地的管樂隊仍以新的名稱和組織形式重新組建。1913年，澳門市政廳牽頭成立了市政管樂隊，由本地市民出資支持，延續這一傳統。

澳門市政管樂隊自1913年成立後，除短暫中斷外，一直持續運營至1935年，後因資金短缺解散。1951年，澳門警察樂隊正式成立。時至今日，這支樂隊仍延續着古老傳統，為澳門最重要的宗教遊行保駕護航：包括耶穌受難日的苦路遊行、聖母無原罪遊行，以及十字架主遊行。

天主教會在澳門管樂傳統的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不僅是因為教會曾通過聖保祿學院的耶穌會傳教士，為中日兩國引入西方音樂發揮了關鍵作用，也因為教會與軍隊之間複雜且充滿爭議的關係，始終貫穿於葡萄牙的歷史之中。舉一個例子，1622年6月24日的澳門之戰中，有傳說稱施洗者聖約翰現身雲端，助力兵力處於劣勢的葡萄牙人擊敗了來勢洶洶的荷蘭入侵者。

此外，澳門民眾的宗教信仰，深受宗教遊行與儀式中盛大的場面、露天的儀式感所薰陶。這類場合，葡萄牙總督的到來都會由軍樂隊奏樂迎接，軍樂的激昂旋律，會在跪拜、舉揚聖體等宗教儀式中最莊嚴的時刻響起。這一本地習俗，讓管樂隊成為所有宗教儀式與遊行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1835年，一場大火吞噬了聖保祿學院，也帶走了一段輝煌見證的歷史，而這份輝煌，在1728年創立的聖若瑟修院(Seminário de São José)得以延續。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聖若瑟修院在澳門的教育與文化領域佔據着核心地位，將藝術與音樂納入課程體系，培養出的音樂教師與樂手，均成為澳門本地樂隊與管弦樂團的中堅力量。

關於1728年建院至1820年間聖若瑟修院的音樂活動，我們所知甚少。但有資料記載，當時修院內有“德才兼備的教師，教授外語與音樂”。葡萄牙漢學家華金・阿豐索・貢薩爾維斯(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便是其中之一。1813年，他前往北京傳教途中經澳門，卻因1811年起中國對天主教會的打壓而滯留於此，直至1841年逝世。貢薩爾維斯是公認的資深音樂家、數學家與神學家，在澳門的這段時間，他潛心研究漢語語法，同時在聖若瑟修院教授英語與音樂。他的學生之一，土生葡人若澤・馬蒂尼奧・馬克斯(José Martinho Marques)，於1853年在修院的印刷所出版了一本音樂理論小書，這是澳門出版的首部音樂理論著作，印證了當時這所院校對音樂教育的重視。

1862年，聖若瑟修院從羅馬邀請了意大利音樂大師路易吉・安蒂諾里(Luigi Antinori)與其外甥焦阿基諾・薩爾維尼(Gioacchino Salvini)前來，為修生授課。安蒂諾裡與薩爾維尼為修院組建並訓練了第一支管弦樂團，後又組建了銅管樂隊，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來到澳門，大概標誌着澳門校園管樂傳統的開端，這一傳統也延續至今。

1879年，印度招募了19名新樂手加入新成立的警察衛隊樂團(Banda da Guarda Policial)，聖若瑟修院也聘請了其中部分人擔任音樂教師。這些樂手，進一步加深了軍樂與宗教儀式之間早已存在的聯繫。

關於19世紀最後數十年聖若瑟修院的音樂活動 (Guarda Policial)，現存資料十分有限。但已有證據表明，除1875至1877年的短暫時期外，來自印度與葡萄牙本土的軍樂手，長期在修院擔任音樂教師，成為修院音樂教育的重要力量。

20世紀初，庇護十世教皇(Pope Pius X)於1903年頒佈的通諭(motu proprio)，要求在宗教儀式中恢復使用格列高利聖詠，這一舉措也影響了聖若瑟修院的音樂教學。但澳門民眾的宗教信仰，深深受用於軍樂隊在遊行與大彌撒中營造的盛大氛圍，因此，掌握銅管樂器的實用演奏技巧，成為神父開展傳教工作的一項重要要求。

1900年後，聖若瑟修院的音樂教學不再由軍樂手主導，一批兼具音樂天賦的神父開始嶄露頭角，他們將音樂融入神職工作，身兼指揮、作曲家、唱詩班與樂隊指導、管弦樂講師等多重角色。這些神父中，有葡萄牙人，也有在聖若瑟修院求學、成長於雙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環境中的中國人。儘管關於這些神父早年生活的資料有限，但最早能自如跨越“藝術家”與“神父”雙重身份的，是一位中國神父與一位本地葡籍神父──劉雅各神父(Jacob Lau)與安東尼奧・若澤・貢薩爾維斯・羅利斯神父(António José Gonçalves Roliz)。

羅利斯神父(Fr. Roliz)生於澳門，在聖若瑟修院完成學業後，於1904年被祝聖為神父。他精通多國語言，音樂造詣深厚，對宗教音樂尤其是格列高利聖詠，有着深入研究，還擅長演奏多種樂器。一張約1905年的照片中，他坐在聖塞西莉亞管弦樂團(St. Cecilia Orchestra)的樂手之中，便是最好的證明。

繼羅利斯神父之後，劉雅各神父成為這批神父音樂家的代表。劉神父生於廣州，在澳門接受教育，他精通各類管樂器，1905年創辦並訓練了澳門第一支全部由中國少年組成的堂區樂隊──聖辣匝祿堂區樂隊(Immaculate Conception Band of Saint Lazarus Parish)，而他的管樂技藝，大概是在19世紀末從聖若瑟修院任教的軍樂手那裡習得的。除了是技藝精湛的樂隊指揮，劉雅各神父還是一位出色的鋼琴家，他於1912年在澳門出版首部中文西洋音樂理論通論，成為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

劉雅各神父也是一位多產的作曲家，創作了多首聲樂曲與鋼琴曲形式的宗教聖歌、愛國歌曲，還在1912年與1921年分別創作了兩首獻給新生的中華民國的頌歌。1912年創作的第一首頌歌名為《自由》(Liberty)，為慶祝辛亥革命推翻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劉神父還將這首樂曲的樂譜贈予了當時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自19世紀末起，中國便已有了自己的歐式軍樂隊，但《自由》創作於1912年，當時中國正處於劇烈的政治動盪，我們難以想像這位大總統收到這份禮物時的心情。這首作品充分展現了作曲家的旋律創作天賦，進行曲的簡潔旋律，將歌詞中昂揚的精神展現得淋漓盡致。但樂曲的尾聲，明顯能感受到葡萄牙國歌《葡萄牙人》(A Portuguesa)的旋律影響，這或許是袁世凱並未將其定為中華民國正式國歌的原因之一。史料中提及的這首作品的原始總譜，如今已下落不明，僅存一份帶鋼琴伴奏的聲樂譜，刊載於葡萄牙的一本宗教雜誌上。本次演出中，澳門管樂協會將演奏由我根據這份聲樂譜改編的版本，由梁沛龍先生指揮。

第二首頌歌名為《中華共和國新頌》，創作並出版於九年後的1921年，同期出版的還有另一首愛國歌曲《中華太平共和國》。1913年，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的獨裁統治讓革命運動陷入低谷，孫中山遭到北洋政府通緝，被迫流亡日本，直至1916年才回國。流亡期間，孫中山逐步重組革命政黨。1916年袁世凱逝世後，孫中山重返祖國，並在1921出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接下來，就讓我們聆聽優美的愛國進行曲《中華太平共和國》，這首作品歌頌了孫中山歸國後，為國家恢復秩序、重現繁榮所做出的貢獻，由澳門管樂協會演奏，梁沛龍指揮。

1908年後，聖若瑟修院的音樂教學由兩名年輕的神學生負責──嚴紹漁(Domingos Yim)及若昂・克利馬科・多羅薩里奧神父(João Clímaco do Rosário)。與其他嘗試作曲的同僚不同，嚴神父主要致力於合唱指揮，曾擔任修院唱詩班指揮長達十年。在1913年的一張照片中，嚴多明神父與修院副院長、管弦樂團指揮劉雅各神父同框出鏡。

比嚴多明我神父小三歲的土生葡人若昂・克利馬科・多羅薩里奧神父，在20世紀前二十年的聖若瑟修院音樂活動中，佔據着重要地位。他是技藝精湛的小提琴手，1912至1924年間擔任修院管弦樂團與管樂隊指揮，也涉足作曲領域，延續並發展了劉雅各神父開啟的創作傳統。或許是因長期與修院管弦樂團、管樂隊相伴，他的作品以器樂為主，展現了其學生的演奏功底，其中管弦樂作品《里斯本──澳門》(Lisboa-Macau March)進行曲尤為經典。這首進行曲是為致敬葡萄牙飛行員薩爾門托・德貝雷斯、布里托・派斯與曼努埃爾・戈維亞(Sarmento de Beires, Brito Pais and Manuel Gouveia)。1924年4月，三位飛行員駕駛着一架一戰時期法國製造的佈雷蓋飛機“祖國號”(“Pátria”)，從里斯本出發往澳門，嘗試完成兩地間的首次飛行。這場艱險的旅程歷時近三個月，途中甚至更換了飛機，最終卻因天氣原因無法在澳門降落。

他們繼續飛往廣州，又因發動機故障迫降深圳，最終於6月25日乘船抵達澳門，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克利馬科神父創作的這首進行曲，在澳門市政廳舉辦的歡迎儀式上奏響，樂曲帶有沙龍舞曲的風格，而非東方韻味。與約翰・菲力浦・蘇薩的(John Philip Sousa)《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進行曲相似，克利馬科神父摒棄了軍樂中常見的簡單二拍子，採用複合拍子創作。遺憾的是，這首進行曲的管弦樂（或管樂）總譜現已失傳，僅存一份鋼琴獨奏手稿，收藏於聖若瑟修院檔案館，本次演出的管樂版本，便是我根據這份手稿改編而成。

在葡萄牙本土及其殖民地，乃至整個歐洲，為特定人物創作的進行曲，始終在公民、軍事與宗教儀式中佔據着重要地位。這些儀式皆是備受關注的重要活動，遵循着固定的流程，音樂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旨在彰顯受致敬者的人格特質，或是其所秉持的理想。

在澳門，軍樂隊的每周音樂會，最終都會以一首致敬葡萄牙君主或時任總督的進行曲或頌歌結束，這些樂曲通常由樂隊指揮創作，無疑是為了強化統治當局的主權。主教的誕辰與晉鐸紀念日，亦是如此。聖若瑟修院的音樂檔案館中，收藏着多位作曲家為這類場合創作的頌歌，至少有三首出自克利馬科・多羅薩里奧神父之手。

他為若澤・達科斯塔・努涅斯主教(Bishop Dom José da Costa Nunes)創作的頌歌，大概完成於1923年，直至1930年仍多次上演。與《里斯本──澳門》進行曲相似，這首頌歌的管弦樂完整總譜也已失傳，本次大家將聽到的版本，是我根據聖若瑟修院音樂檔案館中發現的手稿整理、改編的管樂版本。

接下來，我想以一首獻給澳門市政廳的作品《澳門頌》(Macao Hymno)為本次分享畫上句號。這首頌歌由西班牙作曲家梅爾喬・貝拉(Melchor Vela)於1896年創作的。19世紀70至80年代，貝拉在米蘭在音樂界十分活躍，19世紀意大利音樂家普遍面臨惡劣的工作環境，這或許是他選擇定居上海的原因。1881至1899年間，(Shanghai Municipal Band)貝拉擔任上海公共樂隊指揮，在當地音樂界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充分證據表明，他與上海、香港、澳門的葡萄牙社群保持著密切聯繫，也與1896年在泰國相遇時任澳門市政廳主席安東尼奧・華金・巴斯托(António Joaquim Basto)（1848-1912年）相交甚篤。1980年之前，這首作品的作曲家親筆原稿一直收藏於澳門歷史檔案館。然而，出於一些我至今仍未查明的原因，這份原稿此後不知所蹤。

幸運的是，這份原稿留有一張影印件，我正是根據這張影印件，還原出了今晚將演奏的樂譜。1896至1901年間，澳門駐軍樂隊(Banda de Música da Guarnição)曾多次演奏這首頌歌，它也成為19世紀末澳門軍樂隊演奏曲目風格的典型代表。

我的分享到此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