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影展觀後：昨日即明日

劇照由Alkebu Film Production、Polymorfilms提供

柏林影展，沉默之綠（Silent Green）。那是一個夜晚，在美籍剛果導演佩特那．恩達利可．卡通多洛（Petna Ndaliko Katondolo）與比利時視覺人類學家勞朗·萬蘭克（Laurent Van Lancker）合作的43分鐘作品《尤魯古：隱密的分界》（Yurugu – Invisible Lines）首映之後。我發現自己退回到一種幾乎無法社交的狀態。小杯烈酒送到我們手中，我與瑪打（Marta Stanisława Sala）在酒吧僵直地站着，手裡的酒杯更像是某種定位物，而不是飲品。那部電影並沒有隨燈光亮起而散去，它仍然壓在肩上。它夢境般沉浸，強烈而歷史感沉重，帶着一種近乎儀式性的張力。影像沒有“放映完畢”，更像是某種東西已被啟動。

我再算了一次：自己將近三分之一的人生在歐洲度過，真正落腳柏林的，其實還沒到四分之一，卻感覺更久。讓我在這裡經歷一次思想上的、帶着疼痛的重生。可以從日常生活、微妙的語調與猶豫裡，看見柏林政治氣候的轉變。我開始感覺柏林影展本身也正經歷一場藝術與言論自由的危機，這危機與我自身的身份與再現焦慮彼此呼應。這個曾以去中心化為力量的德國影展，如今的分散卻顯得曖昧，好像分散並不必然等於開放。

柏林同時也是剛果會議的舉行地，影片中的舊電影中桌子上，非洲被劃分成地圖上的線條，無視宇宙觀、語言、親族系統。看不見的線，被暴力地變成可見。在柏林觀看《尤魯古》，不可能是天真無辜的行為。

感謝勞朗邀請，讓我在再次轉身遷往葡萄牙之際，重拾那種柏林特有的振動。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這部電影中的參與，並非只是西方創作框架下的勇氣或姿態，而是一種認真的承諾，嘗試走出西方認識論的中心位置，將非西方的創造視為結構原理。電影標題《尤魯古》便承載這種張力。在多貢（Dogon）宇宙觀裡，尤魯古並非創世者，是一個不完整的存在，過早誕生，失去其互補的雙生者。

他嘗試獨自創造，結果世界因其自身而破碎。他注定在無盡之中尋求圓滿。當我把這個神話與柏林、與那場沒有互補性卻強行劃界的會議放在一起，這種共鳴在道德層面變得難以忽視。

身為人類語言的信徒，甚至大膽地說，作為一個相信語言生態多樣性價值的語言“共同創作者”，我留意到一個細節：我似乎在一段我以為是盧旺達文或斯華希里文的對話裡聽到法文“protéger”，或許是語碼轉換。但那一瞬間停留在我心裡。保護，protéger——殖民語言嵌套在另一種語言之中。語言本身攜帶統治與存活的歷史。即使在抵抗之中，也殘留迴音。語言從來不是單純的、無原罪的。

我曾想以“很久很久以前”開始一個故事，卻突然厭惡。厭惡時間只能朝單一方向前進，厭惡自己也共謀於這種線性系統，在那裡其他時間形式不過是裝飾，包括那一點點我自以為“享有”的自由。在短暫的真空裡，我看到時間不是創造性地向前，而是來回折疊，時刻彼此重複，過去失去界線地壓入現在。我難以想像，我所珍惜的一切、那份專屬的溫柔，也即是我的整個世界，或許正映照着某種我甚至不敢直視的殘酷。

電影中的時間正是如此折疊與展開。過去與現在並無等級。時間是否在那裡停止？還是現在永遠突出？佩特那提出的Ejo-Lobi哲學進一步銳化這種感知。在Nande語與林格拉語裡，“ejo”與“lobi”同時意味昨天與明天。同一個詞承載時間的雙向性。時間不再是乾淨俐落的箭頭，而是一種折疊，攜帶責任，橫跨西方編年史堅持分割的界線。在Ejo-Lobi之下，過去未曾過去，未來亦非抽象，責任坐落於此刻。

勞朗是筆者的恩師。觀映時，我幾乎在這種非線性的電影儀式中找到熟悉感。我辨認得出那種層層疊疊的感官敘事，辨認出拒絕線性論證、檔案與夢境與儀式與礦產開採並置的方式。但熟悉很快轉為恐懼。我必須承認，我害怕在這個辯證場域中，為不同敘事形式爭取認識論上的合法性，尤其當我仍有一隻腳踏在那些我有時視為保守、即使自稱進步的制度與話語之中。把儀式視為知識意味着甚麼？把祖先宇宙觀當成認識論，而非隱喻，又意味着甚麼？佩特那帶着來自祖先知識的自信，反覆強調這是Ejo-Lobi電影。電影作為儀式。電影作為奉獻。電影作為重新把殖民現代性拆散的東西，再度拼合。

我冒昧提出自己的理解：這部電影對我而言像是一種共—自—民族誌，甚至是多重自民族誌。它動搖單數的“自我”，將作者身份分散為共在。佩特那起初獨自展開，但邀請勞朗進入並非交易式合作，這是一種結構上的必要。作者性成為聚集，而非佔有。屠羊屠牛與共享食物，並非民族誌奇觀，而是敘事的骨架。電影成為儀式空間，儀式成為認識方式。我堅持稱之為共主導（co-dominant）敘事形式，因為我相信Ejo-Lobi不應被視為另類方案，而應與歐洲中心認識論並列。

“如果你能理解，你就能；不能，就不能。”當我說想寫一篇觀後時，佩特那這樣回答。這句話拒絕翻譯成主流框架。它不尋求認可。當我意識到昨天與明天共享同一個詞時，我對“屠宰”的理解改變了。儀式性的屠宰、殖民的屠殺、當代剛果持續的資源掠奪。殖民幽靈並非回聲，像基礎設施般的牢固。它存在於鈷礦供應鏈、歐洲博物館、為影展放映供電的裝置之中。現在無比地現在。若轉身不看，那不是無知，而是同謀。

若把Ejo-Lobi從時間延伸到空間，柏林、戈馬，甚至澳門，都不再是分離的座標。柏林會議與當代掠奪折疊於同一空間。電影作為儀式，殖民暴力，會議桌，礦井，與共享的一餐共存。在這種共存之中，我們並非中立觀眾。我們牽連其中。我的柏林重生因此變得不穩定。塑造我的城市，也是劃分一個大陸的城市。尤魯古無止境地尋找完整。問題是，我們在這些破碎體制中成長，是否願意承認自身的不完整，並在尋求互補之時，不再重演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