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兆偉
最近,時事評論員蕭若元與演員游學修於網上平台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隔空辯論,爭辨的是關於香港電影重拾八、九十年代光輝的可能性,以及網絡短片能否在新媒體逐漸崛起的時代下,在影視圈爭得一席之地等議題。此事引起影視界人士甚至一般觀眾的熱烈關注,鬧得沸沸揚揚之際,也許亦是適合正視和反思的時候,究竟香港電影未來應該蹈人舊徹,還是用新的製作理念,殺出一條無人開創的血路?
比起執著於蕭若元先生如何斷言香港電影的未來,在討論之前應該更先要認清另一客觀現實-正如筆者前篇文章所提到的,電影始終離不開「錢」。姑且暫不計算作品最終的收益虧損,在製作上,前期準備、拍攝期以及影片後製都需要成本,亦即是一部作品是需要資金運作從而使得製作的過程順利的。當時香港電影業的輝煌很大程度上建基於足夠的資金來源,從三、四十年代開始因國內爆發戰爭,導致投資中國電影的資金流入香港,到後來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對粵語電影的需求,投資者直接於香港設立製片廠,香港電影擁有著足夠的本錢去建立完善的片廠及外判制度,形成製作、發行、放映上自給自足的產業鏈,因此每年的片量和作品質素都不遜於其他電影大國,這便是蕭若元所提及到的「天時地利人和」。
當然,更多的國外資金意味著影片需要外銷到世界各地,觸及全世界的觀眾。記得去年憑《上流寄生族》獲得奧斯卡四項大獎的奉俊昊在頒獎禮上公開批評外國觀眾對字幕的反感:「如果你能克服那一英寸的字幕屏障,你就會發現更多優秀的影片。」直至現在,很多觀影者還不太習慣看有字幕的電影,相信對於七、八十年代的觀眾更是難受。香港片商某程度上為了照顧外國觀眾,大量拍攝英雄片、武打片、喜劇和黑社會電影,或是功夫和喜劇的混合類型。托賴於香港在地緣、歷史和文化的獨特性,這些題材容易引起外國觀眾的好奇心,並且主要透過畫面獲得娛樂,減低了對字幕的需求。時勢造英雄,李小龍、成龍、洪金寶等武打巨星應運而生,周潤發、劉德華如今亦在國際上赫赫有名,他們無不外乎是最大受益者,不過亦依賴其個人魅力和明星效應,香港電影在文化輸出上可說是十分成功,成為了當時整個亞洲潮流文化的重要指標。
可惜好景不常,盜版光碟的出現大大打擊了電影業者的收益,加上外資紛紛撒離,九十年代末的香港電影業已經風光不再,片量逐年遞減,本地人才和資金開始流入內地。由於製作資金的短缺,香港創作者自然而然地北上尋找合拍機會,這衍生出另一問題-「香港電影」的定義因為中港合拍片的出現越顯模糊,由港人主導的創作主權以及創作內容上的取向,逐漸變得不由自主,這也是眾多合拍片導演有所指涉過的問題。關於投資方是否有權力干預創作,若干年來一直都難以給予一個確實的答案,只好在事前以白紙黑字列個清楚明白,雙方達成共識下再進行拍攝的工作,這倒是不至於不能解決。不過如是者「香港電影」的印記便會因為不斷的妥協而褪色,本土的獨特性終將慢慢消失。
警匪片拍濫了,功夫片也看過無數篇,若然香港電影的製作思維仍滯留在過往成功的陰影之下,恐怕像走入迷宮深處,愈陷越深,看來香港電影必須另闢蹊徑。但當中國電影業經已能做到自給自足的狀態時,港產片的輸出就更顯困難,因此當務之急還是先需要找到香港電影的市場定位,重拾投資人的信心。去年的高先三寶-《金都》、《叔叔》、《幻愛》無疑是香港電影的票房奇跡,三部各自針對特定的社會議題來作探討,表達手法新穎,質素不俗且帶有香港獨特文化韻味,先前亦有《一念無明》、《淪落人》等為小眾發聲,票房皆取得不錯成績。這種保留本土特色、關懷社會人文的香港電影若能重新吸引本地觀眾的注意,肯定是利多於弊,畢竟只靠政府資助的長片輔助金或首部劇情片計劃,每年的產量可想而知,最後還是需要實際上的資金支持,而投資者就是根據票房數字決定投資取向。先令本地觀眾願意花錢入場支持港產片,而不再把好萊塢電影視為觀影的第一順序,把得到的資源重新集中起來,從而加強香港電影的影響力,假以時日,方可爭回更多創作的話語權。現在,香港顯而有一群有心有力的年輕創作者蓄勢待發,正等待那個一鳴驚人的時機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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