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之於台灣電影的重要性

侯孝賢一九八九年的電影《悲情城市》，普遍被認為是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影片講述台灣家庭四兄弟的故事，他們的生活因“二戰”期間日本佔領台灣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角色為自己作為中國人（外省人）和台灣人的身份，以及與日本佔領者的關係，苦苦掙扎。

日治時期以後，台灣人的生活發生劇烈變動，一夜之間，他們由戰敗國的俘虜轉變成勝利的既得利益者。電影，仍被當作是政治宣傳的一種工具。為了摒棄如此荒謬的風氣，一群新生代電影工作者主張電影應該回歸現實、貼近社會和民生，台灣電影的新浪潮運動應運而生。

解析社會的真實現象

以楊德昌為首的四位導演，率先拍攝了短片合集《光陰的故事》，不同時代不同角色的四段故事，用各自的風格解析了社會的真實現象，對當時的台灣電影帶來一股類似於西方藝術電影的觀影衝擊，掀起了寫實電影的風潮，被看作是“台灣新電影”的開端電影。

及後，侯孝賢、萬仁、曾壯祥依據黃春明的小說拍攝了《兒子的大玩偶》，這次卻遭保守派人士寫“黑函”告狀，指稱本片恐怕會影響台灣在國際上的形象，俗話來說就是“政治不正確”，當中屬於黨營的中央電影公司更打算擅自剪輯《蘋果的滋味》的片段，引發了著名的“削蘋果事件”，雖然最後萬仁透過利用輿論壓力成功保住了原片，但足夠反映出主流意識形態對藝術創作的干預，政府頒佈的電影政策和被操控的傳媒力量，打擊了台灣電影的發展。楊德昌觀察到此種現象，深切應為台灣電影人需要另闢新路，以保護電影的發展性，於是在“四十大壽”當天，他與其他五十位電影、文化藝術界人士共同簽署了“另一種宣言”，以此表達對政府與社會的不滿之餘，代表台灣電影新浪潮的結束。

本土電影文化歷史的重要節點

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宣佈解除戒嚴，人民終於可以不受拘束地表達自己。《悲情城市》的出現是劃時代的、勇敢的，它展示了侯孝賢對台灣這遍土地的愛及身份認同，是本土電影文化歷史上的重要節點，它的宣傳標語甚至寫着“台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悲情城市》藉由講述“二戰”期間及戰後林氏一家在台灣艱難求生的故事，引領觀眾直視那段台灣最敏感的歷史。這部電影跟隨他們經歷了許多不同的考驗和磨難，正如片中的角色，在戰後台灣本應能擺脫受日本管治的悲情歲月，卻遭遇到了另一段“自我審查”的日子，四兄弟受到不同程度牽連，沒有人能在歷史的洪流中置身事外。

從被日本軍隊流放，到最終被台灣社會接受，所經歷的一切與台灣電影的遭遇不謀而合。雖然它涉及沉重的話題，這部電影從不迴避困難的事實，也保持了一個觀看距離，讓情感不落於俗套，更能細味、反思在戒嚴時期台灣人民所遭受到的苦痛。影片的視覺風格也很突出，利用長鏡頭和全景拍攝來營造一種與敘事基調相匹配的慵懶和悲傷的氛圍。非線性的敍事，並沒有打亂影片的流暢性，呈現出人物與歷史間宿命般的羈絆。

《悲情城市》在於哪種角度而言，都是一部有力出色的作品，不僅講述了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人們所面臨的艱辛，也講述了許多移民在尋找自己的社會地位時所面臨的鬥爭。提醒人們審視我們共同的歷史的重要性，它作為重要傑作的地位，當之無愧，所呈現的主題時至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