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恩師桑桐先生

進校後，與當時都是百裡挑一的同學一齊，在受教於一批資質優秀的老師時，開始有條件、有時間細緻深入地閱讀大量作曲理論書籍。其中，桑先生的《和聲學專題六講》成為我課後埋頭“苦讀”的重點教材，見到教材中眾多的作品譜例，自然是喜不自勝。

毫不誇張說，這本書開啟了日後成為我極為美妙、充滿樂趣的分析、比較、綜合的音樂思維之路，創作激情日益高漲，大學一年第一學期寫作的一首“女聲二重唱”，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每周一歌”節目選中播放和教唱，在媒體並不發達的當時社會影響頗大；第二年寫的合唱作品，在和聲上嘗試使用了桑先生關於不同變音體系色彩對比方面的技術手法，在上海市的音樂作品比賽中，同上音作曲系的一首合唱作品並列獲得一等獎，還為一些舞蹈和歌唱作樂隊配樂，舉辦或參與各類作品音樂會。

大學二年級時，由於較為出色的專業表現，被評爲了全系唯一一位上海市一級的優等生（當時的專業課，如鋼琴、音樂理論、視唱辨音、音樂史等科目均為優等或優異成績），學校除了為本人配備作曲指導老師外，還破例批准赴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系統學習四大件等課程。

其中，桑先生的前述專著，當時在《音樂藝術》上發表的關於五聲縱合性和聲結構和對於多調性處理手法的論文、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出版的《和聲的理論與應用》等著述，是我手頭上最為核心的閱讀書籍和文獻，孜孜不倦地反覆拜讀和在琴上視奏譜例領會，獲得的不僅是技術上和風格上的啟發，更是加倍的音樂熱誠之源泉。

閱讀和體驗桑先生論著中的理論觀點，與當時並不容易接觸到的豐富樂例，更引發自己的實踐慾望，運用先生書中的指導，寫作了一些室內樂、鋼琴曲和管弦樂曲。今天回想起來，當時雖尚未有機會親耳聆聽先生教導，但先生的論著早已成為我在大學本科階段最重要、最受啟發的課外教材，桑先生亦成為當時青年學生的我之非常敬仰的大師。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再入作曲系作助教進修，當時桑先生因忙於行政公務，暫未能親上課堂授課。這一階段，在作曲系舉辦的不少歐美作曲家的專題講座或主題論壇上，常常可見到桑先生出席講話和評點，桑先生的言辭精闢，氣場過人，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作為一名青年教師，當時也編寫了適合普通音樂學科學生的和聲教材大綱，配合教學需要，以桑先生的書作為指導，編著《鍵盤和聲與即興彈奏實用教程》一書，經過幾輪教學實踐後，由安徽文藝出版社於一九九二年正式出版，之後在首屆全國鋼琴即興伴奏研討會上，榮幸地被成爲評出的三本優秀著作之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全國和聲學科專題會議在廈門舉行，本人也應邀參與。這次會議最感開心、榮幸的是桑先生作為大會的名譽主席和主旨演講專家，全程出席會議，給予各位發言者評點和指導意見。在這次大會上，桑先生首次口頭發表了有關歐洲藝術音樂創作中和聲的應用、理論與教學的發展的文論，給大會參加者、尤其是我們這些年輕的教師一個極大的震撼，醍醐灌頂的啟示：極為新鮮、生動的研究線索，及在研究方法、研究視野、研究文獻等各方面的理路，在我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引起了我對歐洲早期多聲部音樂最初的探討興趣。

桑先生的專題演講直接影響了我日後在歐洲早期多聲部音樂領域中的探索求真的研究過程、包括我在日本公開發表的論文研究主題。在這次會議上，有學者演講和播放了桑先生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創作的以現代技法寫成的鋼琴作品《在那遙遠的地方》，聽來令人拍案叫絕，極為深刻。

會議中，作為青年一輩、我居然大膽上陣，在桑先生等諸多元老前輩前，根據本人寫作的《鍵盤和聲與即興彈奏》一書的內容，以及剛完稿的相關主題論文的構思做了一個匯報演講。難得有機會可以得到桑先生的當面教導，演講做了充分準備，邊講邊在鋼琴上演奏，由於已經寫作了專書，所以演講比較有把握，獲得了會議的歡迎。

事後，桑先生特地找我過去他面前，我清楚地記得先生親切地朝我招手：“小戴，來坐一下”（“小戴”至此成為了桑先生多年不變對我的親切稱呼），先生對我的演講鼓勵有加，對我的業務情況作詳細了解，對我以後的專業和學術進步提出諄諄教導，應允會給我提供進一步指導。大師竟如此平易近人，耳提面命，使我這個後生誠惶誠恐，心中更增添了對先生的敬仰之情。這也是我同先生結緣的比較“正式”的開始。

自此，我從自研桑先生著作的階段轉入持續得到先生的面授指導的階段，包括各類和聲風格（如在教會調式、五聲調式、傳統調性基礎上，不同時間、空間形成的和聲風格構成）、各類形態的和聲織體、各類和聲習作的方式（包括風格模仿、和聲變奏、動機展開、小型創作實踐、作品和聲分析、總譜和聲縮寫）等深入的和聲實踐，對我作不少和聲習題和實際應用、早早就開始鑽研先生著作中觀點和譜例的學生而言，無疑是一個完整梳理和總結、提升的機會，非常開心和享受的過程，體會到自己以前所作音樂作品的膚淺，在先生的持續親授講解和即席在鋼琴上改題的同時，取得一生受益的扎實進步。

一九九三年底，桑先生計劃赴美國一段日子，在他的鼓勵下，我決定赴美國繼續攻讀作曲碩士學位。當申請的專業資料被美國幾所音樂專業院系同時提前認可接受，只待“托福”（TOEFL）英語考試成績和經濟擔保書補齊之時，卻因緣際會，因留日藝術家朋友的推薦和日本教授的熱情邀請（由教授主動擔當經濟擔保和協助在日本先期簽證，俗稱“倒簽證”），由於過程非常簡單和順利，日方還提供獎學金，即選擇前往日本國立靜岡大學音樂學部，跟隨日本著名音樂學家、講座教授須貝靜直先生學習作曲理論，當時只有三個月的日文學習基礎，所幸教授允諾用英文溝通（抵達日本之後，教授還是希望以日文溝通和寫作）。

一九九六年，為了赴歐美深造，在導師須貝教授熱誠推薦之下，原已擬定赴美攻讀博士，然也是此時獲悉桑先生已返回國內，準備招收一位作曲理論的博士研究生（其時上海音樂學院直屬國家文化部，文化部共下達三個招生指標，而作曲系有一個名額），因久已有專從桑先生學科式學習的願望，在家人的支持下，決定放棄正準備的美國申請手續，提前從日本回國報考，經幾輪考試（材料初審、筆試、面試、琴試等），有幸被錄取，成為當時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唯一的博士生，如願追隨敬仰的桑先生展開博士課程的研讀。三年裡，面對面的指導、教誨，恩師那嚴謹、深邃的洞察力和充滿睿智火花的觀點，尤其是言行舉止處處透出的大師品格和風範，令我得益極深。

我在日本研修期間，同須貝教授一起在日本的學術期刊上公開發表了一篇二萬多字關於歐洲早期音樂的論文。在日本研修的最大體驗，是對研究主題之研究史的預研究的重視，論文所選用的大量文獻中，桑先生的論著、尤其是一九九二年開始發表的《西方音樂中和聲的應用、理論與教學的發展概述》，無疑是重要的參考依據之一。記得當時須貝先生恭喜我文章發表，特地強調“今天，國際上、全世界都可以查到這篇文章”。桑先生曾同我詳談這篇論文的觀點，提出一些問題，聽取我的答辯，當時我非常驚訝：先生熟識西文，卻也能閱讀日本文論文，居然對我在日本的專業文論會有如此仔細的了解。

桑先生還建議我尋找當代中國作曲家的經典作品，“實戰”式的分析訓練，要求不僅從作曲技法上，更要從藝術觀念、藝術思想和文化、美學價值上深入探究。之後我在《音樂藝術》上先後發表的兩篇關於前輩作曲家羅忠鎔作品的長篇論文，都是在桑先生引導下的探索成果，這兩篇論文先後得到了作曲家羅忠鎔先的首肯和鼓勵，亦藉此同羅先生有了忘年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