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世還作人》反映人性本質問題

澳門地少人多，土地稀缺，房價高昂，且存在許多投機炒賣人士，住房問題一直都是長期存在且被討論的議題。然而，對於從小就住在父母家中的年輕一代，他們可能從未真正體會到住房問題帶來的困擾。電影《來世還作人》講述了一個年輕澳門人阿明因家庭壓力逼使自己搬出外面的故事。導演歐陽永鋒以懸疑且荒謬的手法，描繪了主角從日復一日在家中生活，到被迫踏上無休止的尋找住房之路。

歐陽永鋒在台灣畢業後前往內地發展，多年的漂泊讓他習慣了租房子生活。他回到澳門後，留意到許多年輕人仍然與父母同住。他坦言雖然自己無力買下昂貴的私人住宅，但回到澳門後仍然選擇在外面租房子。歐陽永鋒笑說自己身處澳門仍然過着一種“居無定所”的生活，深信脫離原生家庭是成長的必經階段。他認為一直與父母同住的年青人很難面對各種生活問題，獨立處理日常中的各種事務的能力。

重複相同的例行公事

在電影中，男主角阿明在便利店打工，與母親和妹妹同住。世俗的眼光可能會認為阿明是一個失敗者，過着一無是處的生活。然而，筆者將他視為極簡主義生活的代言人：每天無意識地重複着相同的例行公事，吃最便宜的杯麵，沒有任何社交花費，滿足於與妹妹共用的簡陋房間，用最少的資源維持自己的生活。直到妹妹的男朋友入侵了他的生活空間，母親的精神問題日益嚴重，才迫使他不得不離開家庭。

當平靜、無慾無求的生活被打破之後，所有相關的問題都傾向於天秤的負面一方，令阿明產生了輕生的念頭。妹妹的男朋友持續騷擾，金錢和住房問題等的電影情節，筆者一開始是認為有誇張化的成份，尤其考慮到現今澳門的富裕程度，阿明的處境本應是相對罕見。歐陽永鋒在訪問時形容《來世還作人》是描述一個以澳門為背景，又不完全符合澳門情況的故事。當我們不時在新聞中看到報道有人自殺，不禁令我們下意識地思考電影情節與真實生活中輕生者之間的差距。

自瀆性交描述主角經歷

電影裡，從頭到尾亦有相當多自瀆和性交情節側面描述主角的經歷和感受，例如，他在自瀆的過程中被人斷正、在晚上就寢時與妹妹和她男友同處一室，描繪了狹窄且缺乏私隱的生活空間。電影中，阿明搬出去後唯一的興趣是在黑暗的房間自慰，這與在開陽的客廳女主角與其伴侶發生關係的情節形成鮮明對比。電影中甚至將最後投胎的儀式與自瀆聯繫在一起，過程令人毛骨悚然。電影將這一生理需求標誌為耻辱、孤獨、失去尊嚴和惡趣味的象徵。另外，電影的大部分拍攝時間碰巧是在疫情時期，雖然情節本身並非發生在受疫情影響的澳門，但主角的孤立無援和無奈感，其中涉及的生死環節，都讓人聯想到疫情隔離時的孤獨和沮喪。

希望成為一張紅色膠凳

在一個巧合的機會下，阿明看到了一則輪迴轉世的廣告，裡面宣稱有一位仙姑可以幫助任何人轉生成他們想要成為的東西，這一瞬間成為了他人生中的“唯一出路”，這也是電影的英文名稱是“I want to be a plastic chair”的原因。阿明希望成為一張紅色膠凳，因為它隨處可見、不起眼、輕便且不佔空間，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這個夢想看似荒謬，但從阿明的角度出發看，並非不合理。

《來世還作人》的結局留白，沒有批判主角的行為，就如每個人對於人生的追求和價值觀，都是獨特的。電影巧妙地利用一個非常現實住房問題，逐漸地引導觀眾思考自己對於人生的渴望和真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