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文化發展的社會經濟規律

筆者最近與學生們分享文化產業項目發展的要求，當中有些要點令我印象深刻。比如，若然不能獲取符合成本收益的項目，是否就不值得推動呢？答案是明顯的否定，因為文化的價值如果單純以經濟效益作為核心，忽略了社會效益、旅遊效益，以及文化效益等作用。文化價值若單看一面，就顯得片面化、碎片化、側重化，導致看樹不看林，對事物呈現的狀態及效用失去全局視野，不論對政府、社會、市場，以及個人均形成“多輸”的局面。

實際上，文化的作用面、普及面，以及推動面均涉獵社會各方各面。對澳門特區而言，選擇文化產業作為發展方向並非偶然，更不是直接由專家定義的行為，它更多是依據澳門回歸前後經濟發展及社會發展情況，更多在於社會個人發展意願而形成。

首先，澳門經濟發展在回歸前儲備不足、能力不足、人才不足，發展不充分，市民生活條件拮据，社會貧富問題明顯。與鄰近的香港相比，澳門確實是一條小漁村，難怪當年仍有不少“澳門是否有電視台？”的說法出現。回歸以後，背靠祖國政策紅利，以及澳門博企開放，經濟實力增強的同時，社會各界均期待政府構成符合澳門現實情況，與澳門居民生活發展、學習相關、能力相關的項目進行標杆式的發展。

當中，文化發展在澳門回歸後得到各方重視，不單是政府資源的支持，民間亦在政府行為中獲得了能量，高度生產大量文化產品，吸引到大量民眾參與文化活動，不論是專業型或綜合型的社會組織亦熱衷於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為社會，尤其青年人的閒暇生活構成了各方各面的嘗試。二○一○年文化產業基金成立，激發民眾參與到澳門文創發展的隊列之中。遺憾的是，大量的資源投放並沒有為澳門形成高強度的文化輸出，近十多年時光，仍然高度依附於政府系統，導致文化產業基金最終被改組，政府的支援亦大幅度改變，大量只事生產，不事盈利的機構面臨消亡。疫情來襲，導致文化工作者的生活模式徹底改變。最終，疫後的文化生態更多看重“自負盈虧”，政府支援的部分顯得力量不充分、不完整，文化事業及文化產業兩者的分歧顯得更為巨大，基本形成了經濟效益及社會效益兩個派別的突出狀態。

其次，作為澳門經濟轉型“一加四”目標其中之一，文體會展發展中的“文化”部分現時以博企“演藝之都”的推動力最為明顯，高度拉動了遊客數量、消費數字，以及企業盈利。遺憾的是，若非以經濟發展作為主要目標，針對社會效益為方向的社會組織失去了原有活力。當然，在社會組織的志願性來看，資源緊缺是本質，問題在於如何增強文化社會組織，以及文化活動的推陳出新，在保有傳統的時候，創新的模式又應如何加入及更新。

再者，社會組織的數量持續增加，對於進出機制的保障，以及政府資源分配及收回的標準更應該以高透明度、高認知度，以及公開、公平及公示的方式呈現。這一方面，自第五任行政長官後，公共資本的資助內容亦在統一平台上得到呈現，一定程度上讓公眾認知受資助組織在運用資源上的情況，對獲取資源的社會組織亦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

最後，在歷史的選擇、經濟的推動，到今天來看，文化的作用更重於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由於其正外部性難以測量，導致社會眾說紛紜，引起政府在投放資源過程中持續“派餅仔”，在舊有模式中保持平穩的同時，更難以推動提高社會效益的“新力軍”，最終導致社會各界逐漸形成“能夠創造經濟效益的文化產品是好產品”的共識。在社會效益仍然未能得到確實的、具有公信力的標準化評比方式前，文化社會組織估計難以在政府資源上獲得相對穩定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