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之死

我這裡要說的，跟語言學沒有一點的關係。

語言會死嗎？我想絕對不會，除非語言（及其概念）的信徒集體滅絕。本想用《（對）語言（作為信仰、無處不在且萬能的神）之死》作為標題，再三磨了鞋底後，決定要最自我中心地，用“語言之死”為標題，說一下（不可能的）“語言之死”。

語言能死嗎？當敘事個體認為語言已死，語言在這一個體而然，也就再不能活着。這幾年曾在《瘋》的一些拙稿中，提過幾次自己對語言作為最無堅不摧的信念，甚至是信仰，投身藝術行業經歷動搖式的危機後，確定：語言即使在個人生活線性時間向前不斷消耗中，也絕對沒有死亡的可能。

我執着的認為，語言是西化的、全球化的且極為複雜的概念，一旦將一些語言（中文、葡萄牙文、英文、波蘭文等）中“語言”一詞作簡單的詞源解構，卻又是極簡單、極原始的器官：舌頭。人類賴以生存的舌頭。

不過，也有語言（德文，或中文的抽象化的“話”字）指涉“語言”時，就是要“用講的”，如德文名詞“語言”的眾數式“Sprachen”剛好就跟“講”（sprechen）動詞第一及第三人稱複數過去式“sprachen”（除了起首字母小寫）一樣（還有發音非常類似的第一及第三人稱複數虛擬式“sprächen”）。

所以，只有是說出口的，才是語言。

文字能讓語言不滅（？）

作為（最起碼我這樣固執地、窮困地選擇認為）語言作為現今人類極複雜概念，最大的概念發起貢獻者／強加者，歐洲／西方文明的表音文字系統作為語言概念為政治、政權服務，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對現代國家的“語同文”有了決定性的影響。

即使是表音文字，在世上大部分地區作為人類權力最高的表達方式，而語言則作為極抽象、極排外，卻又極具向心力的聲符組合和元素。在我看來，相對文字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工具，似乎還是無法超越，或者取代聲符組合和元素，作為人類最原始的生理表達需要。

中國作為最大（文化以及近代史）（相對）自願西化國（我很不願意這樣定義俄羅斯），“語同文”導致其數千年以來的語、文生態，發生了結構性巨變，由於漢字（以及其他類似的文字系統）強大的表意能力，因為思考上有“望文（字）生義”的必需，致使文字同語言的距離更大，甚至可說是兩個完全獨立的系統。

這樣，以文字作為保障語言生命力的說法，大概在今天的科技世界，更像是形式，尤其是當我在這裡要談及的，是語言作為人類更抽象的發聲發音。

寫到這裡才想起，在創作上，除了我跟媽打沙律的“可縫文字”（die nähbare Schrift）之外，自己一直說的虛構語言（fiktive Sprachen），很常都是自己無心地墜入了洋文“語言（大概即文字）”的幻想圈套。

寫象、讀象

創作及把思考視覺化，尤其是把文字書寫、美學構成看成“寫象”，把消費包括藝術等一切進入眼簾的視覺內容（不包括聽覺及其他感觀）看成為“讀象”，這裡指的，正是以語言作為比喻為語言以外其他一切以規則作出排列、構成以作出不同種類的表達。

這裡的“象”並非中文的“象”（縱使寫成中文後會有中文“象”字的含義），腦海中的希臘文詞根“ideo-”跟“logo-”。前者是意象，後者是言象。想到中文的象字的“無形”，剛好能在這樣短的篇幅中，表達出“象”的多層意義。

若“讀象”作為消費視覺內容，“寫象”為把消耗思考後的殘餘，作為視覺化的藝術遺留（經包裝後成為產品）。洋文思考中的語、文不分正，可在此既矛盾又滑圓地合理化這些視覺表象。有這樣的合理化過程，就是認同了語言作為比喻，能指任何上述以排列組合而成的表達：如說“藝術的語言”、“電影的語言”等。

既諷刺又恰當的是，正正是這些嚴格來說絕非語言的“語言”，讓具語言一切必要語、文法的語言，有“死去”，或者被“廢除”的可能。先不說是藝術作為獨立於語言的表達形式，當人類同語言最關切的器官失效，其他一切的表達、表示、表徵手段，都成了生存而必然產生的替代品。

這也是為甚麼我在不停向自己模仿着羅蘭巴特說“語言就是法西斯”，創作了一堆虛構象形文字後，又發現作為現代華人的華、洋二元中心主義揮之不去時，想盡辦法以藝術之名，不斷尋找能取替語言的方法。

封閉式單語社區的偽命題

若舌——或望“字”生義——“言”、“語”的生理和社會功能運作正常，“語言死亡”就必定是偽命題？為甚麼一個明明會說話的人，在單一語種社區的舒適圈中，一定要嘗試“語言死亡”的災難性痛苦？

只要是生理正常的人，對於因戰火被迫遷徙、經濟移民、心理障礙等情況造成的類似語言“死亡”，或更應說失效，大都只會是相對短暫的。想到在單語環境正常時，時間只有幾秒鐘的溝通無效，就讓人心煩，甚至產生嚴重後果。

如果拙文中有書者和讀者間的落差，大概也非常可能是極少數語種和單語舒適圈對比的結果。語言失效的情況，在人不停在多語種環境移動時，相繼發生。在我的個案中，很多時更是因為執着於語言（聲音）作為大部分時間中溝通和反思溝通的唯一工具，讓語言有時極端地成為反溝通的工具，而創作也不過是真實生活簡接的重現。

至於“語言死亡”是否為封閉式單語社區的偽命題，更讓我聯想到的是少眾群體在絕大多數社群中所謂適（自我調適）者生存的大道理，絕大多數社群是否有道德責任對少眾（包括社會一般定義的“怪人”、“另類人”）作自我調適。

當今，全球化的大趨勢讓大多數語種在文本（文法、詞匯、發音等組成的語言）失效時，其相當部分，尤其是已全球化的思考模式無疑（被迫或自願）學習其他語言，甚至是（被迫或自願）學習表達方式時，在某程度上能直接同新的語言中的思考模式接軌。

相對來說，原有（舊）語言中在“死去”前，並未全球化的（洋化）的思考模式，似乎不會那麼容易死去，反而是乾脆地倚仗現有（新）語言的軀殼，繼續存活下去。

語言“死亡”的意義

當然，相對於切身面對語言（作為聲音組合以表達人類思想）的死亡，如相關身體機能受破壞、母語受滅絕式的政治壓迫，甚至是語言的信仰者遭到集體消滅。在此以拙文在創作虛構語言“和”文字，以及在國外作為少數語種使用者心態，以比喻來論及語言的“死亡”，無疑是極大的奢侈。

一位《瘋》的讀者朋友啟發也提示了我：這些虛構語言是否能在科學用途上，為（絕大多數語種使用者中的）一般人帶來實質的用途？相對於決心以藝術糊口的我，反過來是一種挑戰，因為虛構語言的創造，除了上文提到的是思考後的剩餘、經消耗的資料的視覺化結果，好像除了為藝術作為體制服務之外，一無所用。

不過，作為短暫模擬語言死亡時的替代品，虛構語言（包括非語言溝通）的最大作用，也應該說是至今，我倆在創作上的最大作用，也就是讓參與者短暫感受部分脫離自身思考和行為模式的樂趣，以及不安（如上所指，我們永遠無法完全與自身固有的溝通方式分離）。

當我們能輕鬆地消費這種反思的藝術時，或許只需極短暫的讓語言“休克”，甚至“心跳停止”：因為當它再“活”過來時，我們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