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生如是繼續》是華特.薩勒斯執導的最新作品,故事發生在巴西的軍人獨裁時期,講述某天,前國會議員魯本斯被組織禁錮,從此不見影蹤。妻子為了打聽丈夫下落,在生活壓力與白色恐怖雙重打壓之下,展開披荊斬棘的尋人之旅。
關於批判國家政權的電影屢見不鮮,也有不同的詮釋方式。二○○六年,《竊聽者》以秘密探員的工作為故事主軸,透過窺探被監視者的私下生活,反映當時東德壓抑的政治背景,以及其對人民自由的操控;二○一七年,《逆權司機》則是真實事件改編,講述光州民主化活動期間,一位政治無感的的士司機意外參與民眾與軍方的街頭衝突,親眼目睹兩者之間武力的不對等,從而改變事不關己的態度,凸顯了韓國混亂動盪的政治局勢。

二○一九年,《陽光兔仔兵》反其道而行,以喜劇的方式呈現納粹政權的惡行,結尾還運用超現實的呈現手法,用歌舞片的方式沖淡了歷史遺留下來的沉重氛圍。二○二三年《特權樂園》,它是描寫一個主導了屠殺猶太人行動的奧茲維辛集中營指揮官,因為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得到富裕、安逸的生活條件,雖然畫面不帶任何血腥恐怖,搭配冰冷的鏡頭運動和構圖及詭異氛圍的配樂,使整部電影充斥着壓抑與不安。


《我》某程度上是一部傳記電影,敍事的視角則以母親為主。原因可想而知,首先她是家庭的照顧者,負責支撐起丈夫被禁錮後子女的起居,這個家才得以避免支離破碎的命運;另外,她是串連整個搜救行動的組織者,理所當然是故事推進的主要角色。不過,家庭每位成員都塑造得十分立體,各起到不同程度的側寫效果。例如,幺妹代表着最無力且無辜的存在,她在還不懂事的年歲只能順着家庭的遭遇,隨波逐流,看着她可愛又無害的臉龐,令人心疼不已;長女以拍攝為興趣的設定,則使到影片中家庭錄像的出現,顯得自然,也加強了觀眾的代入感和生活感。

導演始終內斂克制,透過紀錄魯本斯一家的轉變,解構軍事獨裁的國家如何逐步摧毀無數個美滿的家庭。也許選擇這樣的呈現方式,是參照改編至兒子馬些路·魯本斯·派瓦的回憶錄,其筆觸柔和細膩,明明記憶慘痛無比,卻始終保持敍事者的冷靜。有時最平凡、看似理所當然的稀鬆平常,才能襯托最深刻的傷痛,正如劇中,在海灘陽光明媚的一天,竟是這家人最後的天倫之樂,教人不禁感嘆殘忍無道。可見,導演刻意藉由保持距離且溫柔的影像,批判巴西軍事獨裁的黑暗歷史。另外,“照片”亦扮演重要的角色,每張家庭合照的意境都不同,記載了在某個時間點,某些人、某些事確實存在過,留下來的,都是活着的重要證明。

正所謂“念念不忘,必有迴響。”這也許正是《我》的另一個重要主題。片中,母親經歷巨大悲痛,仍然一邊照顧五個小孩,另一邊鍥而不捨地追尋丈夫的足跡,展現人類所能展現的所有韌性。雖然筆者略嫌影片的結尾冗長,若果稍稍留白,應該更能夠騰出讓觀眾思考的空間,把事實交代清楚也很重要。伸張正義,本來就是一段漫長的旅程,面對強權,可能只有做到如此地步,真相才不會被消失。

發佈者:蘇 兆偉,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s://fantasiamacau.com/2025/07/29/%e6%94%be%e4%b8%8b%e4%ba%ba%e7%94%9f%e9%82%a3%e4%ba%9b%e7%84%a1%e5%8f%af%e5%a5%88%e4%bd%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