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bpM”跨界展演葡國行後（二）

《靜默》次两場策展筆記

圖 / 小城實驗劇團 / 張穎嵐、譚智泉攝

身處里斯本格拉薩區昂格藝術研究中心（Hangar‒Centro de Investigação Artística）的塔樓，我感覺自己既是一座現代巴別塔的締造者，同時也是它的臣民。在這座“語言烏托邦”，作為一位文化中介和翻譯，我又體會到世上不同語種的堅韌與脆弱。它們盤旋於一片變幻莫測的地理之上，既親密又帶着帝國的威嚴。

拙文是為“bpM”（有“bite、pulse、music”等無限種英文縮寫組合可代表的義涵），從澳門出發的四篇系列活動延伸文本中的第二篇，記錄一系列名為“去他者化的語言實驗”公開展演⸺多語言詩歌與即興音樂的交織。這份文本追求翻譯的普適性與共通性，由於理想的“跨語言”無法在日常閱讀習慣中，有效地傳達訊息，因此翻譯仍是讓作品在多元語言現實中產生共鳴的關鍵。尤其是我認為也“屬於我的”的語言地域中。這份實踐雖在哲學上充滿挑戰，有時甚至帶有殖民行徑的嫌疑，其終極精神是為了達成“共達”與“共享”的可能性。

去年六月，我與澳門小城實驗劇團，以及策劃和製作夥伴張穎嵐和譚智泉，共同策劃八場詩歌朗誦與即興音樂演出。這些活動的進行地點包括里斯本的動脈工作室、昂格（又譯漢格）藝術研究中心、歌德學院，以及波爾圖的蘇亞雷斯-多斯雷伊斯國家博物館。兩位來自澳門、粵語普通話的獲獎年輕女詩人司徒子榆和李懿，遠赴這座曾經（或是平行時空中）的殖民帝國中心（metrópole），以其細膩的筆觸直面禁忌。她們的登場，為澳門作為“蓮花”的想像，增添了隱晦的層次：拉果．亨利克（1923－2009）的雕塑《東西方相遇》中，那位帶有歐亞混血面孔的女子（象徵中國）與歐洲男子（象徵葡萄牙）之間的交接象徵。

在籌備這些活動的數月裡，我曾在澳門擔任政府翻譯員（葡治時期，葡文中直譯曾稱口譯漢學家）的身份，如同陰影般浮現。我雖早已擺脫了對單一帝國的依賴，卻像一條藤蔓，在不同的政治系統與文化邊界中攀附生長。作為一個四海都是“外國人”的人，我的生命力存在於促使思想與人群跨文化連結的過渡與移動之間。

這種身份設定，立刻將我推入一場多重困境（polylemma）：我一方面被客居海外而產生的舊情驅使，一面倒維護我的出身地；但多年在柏林作為藝術工作者的生存⸺依賴公共資助，因此或多或少地與當地的政治敘事同流，也讓我質疑主流社會中的自我狂喜讚頌。在我所感知之歐洲中心主義（即使是去中心化）的西方世界中，我掙扎於是否應該以一個曾經的歐洲帝國為中心，構建一個更廣闊、更多元的聲音星群。

一個一閃而逝卻銳利的提問⸺“語言就是帝國”，在實驗影像作品《小說無用．回應》中無聲地閃現。該片於二○二三年獻給莫三比克觀眾，並以靜音的形式作為首場偶發演出的一部分影像呈現。這句話在昂格的夜晚，無不於我引發了深刻思考。而我，找不到拆解這個帝國的理由。

這些複雜的探問引導我走進昂格，“去他者化”的行動並非從語言開始，而是從語言之間的靜默起步，由即興音樂精心雕塑。bpM的參與劇場式方法，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在那座現代巴別塔中，它的臣民不僅與我作為文化翻譯者的掙扎相抗衡，也與各種非語言的表達形式相匹敵。

司徒子榆的親密詩學

朗誦會的詩性核心，在司徒子榆的六部曲《臍帶》與麥斯普羅文扎諾（MAx Provenzano）隨後的雙語作品之間，於兩場昂格展演中展現深刻對話。在葡萄牙實驗音樂家干沙奴邊度（Gonçalo Pinto）醉生夢死的電子音樂中，司徒的詩句繞開帝國殘餘，那些終日被作為觀光物件來讚頌之物，轉而探索親密的質地：焚香後裊裊的煙、雨傘、合十的雙手，拼湊出觸感記憶的語言。她那悼念已逝祖母的詩篇，不是要重構“從未存在過”的殖民地，而是讓它以（德希達式）幽靈存在的形態復活，帝國從未孤立存在，而是以多重形態同時顯現。

正值中葡政權移交之後、二千年出生於澳門的司徒子榆，目前於北京大學攻讀中文系碩士。她的詩句超越了狹窄的政治敘事。她的文字從不試圖證明澳門是否“從未成為殖民地”。相反，她以詩意的想像構築跨世代的連結、祖源與女性經驗（femininity）。那在歐洲視角中可被看成的“異國情調”、古風物件，如香與火柴，在我內心激響了跨越時間與地域的離散（diasporic）記憶和回聲。隨着這首詩由旅居葡京的巴西詩人瑪麗亞・朱莉亞・皮尼洛（Maria Giulia Pinheiro）朗讀，再由普羅文扎諾與波蘭藝術家雪米雪涅高茲卡（Śomi Śniegocka）用英語與波蘭語吟誦，這聲音瀑布般湧出，溶解典型語言的斷裂，構築一條連結這些多元領域的臍帶。

這些由人工智能輔助生成和研究型的翻譯，旨在將文本的節奏與情感密度，跨越語言界線傳遞。吾妻、柏林波蘭藝術家媽打沙律（舊譯瑪塔・薩拉）的紡織捲軸則在視覺上與此呼應，將司徒子榆語言的親密性空間，化為可觸及的形式。這首詩，在多種語言間朗讀，因而生成了一個殖民與後殖民共鳴的複雜網絡。這並非巧合，它以中文、葡文、英文和波蘭文朗誦，這些都是我作為文化工作者賴以生存的語言疆域。（儘管法文和德文的朗讀已準備好，但最終並未呈現）。

這種單語主導與跨語言表達之間的張力，是我們理解語言的核心：它既非中立也非固定，而是一個不斷協商的場域。這種策展承諾，根植於我在柏林的生活經驗，在那裡，語言學習與逆向學習，一直是一種生存策略。旨在解除“母語”的層級重量。相反地，我們將語言視為一個共享的疆域、一種觸覺體驗，以及一種共同的風險。這正是積極挑戰文學表演中根深蒂固的族裔語言層級的實踐精髓。

普羅文扎諾的離散詩學

為了回應司徒子榆從澳門與中國語境出發、深挖女性經驗的詩意探索，第二場演出邀請了常居里斯本的意大利—委內瑞拉藝術家普羅文扎諾作領銜詩人。他的離散之聲融入葡萄牙結他手阿爾西德斯．米蘭達（Alcides Miranda）的即興演奏中，與前者形成動態對話。他以西班牙語和英語朗誦自創作品，刻意製造出聲音上的斷層與不協調。他的詩句與司徒的國語演繹，以及他選讀的墨西哥和美國藝術家吉列爾莫·高梅茲-佩納（Guillermo Gómez-Peña）的一首詩，共同構成另一種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展演模式：語言在那一刻，不再固守語族或權力結構，而是在德勒茲意義上，變成一種漂移不定的語流，一種來自“小數”語言的話語，被“多數”語言的使用者所理解。普羅文扎諾的文本，在身體瓦解與數字化離位之間震盪，滲透演算法故障和身份碎裂的痕跡。

他援引高梅茲-佩納那句入心入肺的宣言：“Language: my passport to your country（語言，是我進入你國度的護照）」，而這句話亦與瑪麗亞・朱莉亞・皮尼洛的詩句“Literatura que faz da carne o corpo（文學讓肉成於體）”形成深層呼應。在這個多語言匯聚的空間中，皮尼洛所書寫的葡語詩作，亦如普羅文扎諾的雙語文本一樣，成為一種“小語言文學”的實踐形式。

普羅文扎諾的表演，展現了一種後身體詩學，一場數碼哀歌，聲音穿越基礎設施的裂縫發聲，將個人崩解並擴展至行星尺度。他經常將廿一世紀的中國意象（Chinesoirie）串聯於表演實踐中，而這晚的展演，他對語言連結的深切渴望令人感受到。他的詩，成為這場晚會的情感錨點，思索語言如何既可成為連結工具，也可能是失落的場域。

總而言之，昂格那一晚的詩性交流證明語言既共享亦充滿滑動性，一種無法穩固、永遠不確定的場域。這空間轉化為一場預言式儀式。現代巴別塔，語言在其中增生、模糊，甚至語意不清的發聲也能產生影響力。最後一個關鍵層次來自干沙奴安杜尼斯（Gonçalo Antunes）所朗讀的一首澳門土生葡語詩作，那是葡語與澳門語言融合交會之處。他所讀的詩，其實是以人工智能協作方式重新詩化的作品，改寫自來自李懿短篇小說《扁平人》的片段。

這首詩邀請了當晚以葡語為主的觀眾更進一步踏入語言的不透明與不可譯性的迷宮⸺這正是我們“去他者化”實踐的核心信念。

在首場偶發演出結束前，這座象徵性的巴別塔曾短暫中斷。當詩人干沙奴安杜尼斯從觀眾席中走出，兩度高喊“Gritos！”，這是葡萄牙詩人巴冷登（Raul Brandão，1867‒1930) 作品《腐質》（Húmus）中的一個充滿力量的詞語。那聲“吶喊”被賦予了超語意的意涵，在多語的觀眾當中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