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作為方法：論人類學與藝術的轉化方法

一、

本文旨在透過反身（思）性的書寫，將“溫柔”這個概念主題化，以作為對比利時歌神雅克・布雷爾（Jacques Brel）筆下“tendresse”（法文）一詞的暫時性中文翻譯方案。在拉魯斯的線上法漢詞典中，tendresse或許僅僅對應“溫情”一詞，但若參照英文語境，其意義至少涵蓋三個維度：表達溫暖、慈悲情感的傾向；對他者情感或福祉的關切；以及（在醫學與病理學中）被觸摸時的疼痛或不適。雖然法語中tendre一字亦傳達了食物的柔軟口感，雖不直接涵蓋醫學痛感，其本身亦暗示着脆弱性。

拙文的出發點，是擁抱諸種洋文“溫柔”完整的語義光譜，涵蓋其感性與私密性、其自身的脆弱性，及其整合對立力量的能力。溫柔並非是一種神聖化的無條件付出，而是主體對關係流動的渴望與期待。

這種源於法文語境的“溫柔”，其核心意義包含了表達溫暖、慈悲情感的傾向，對他者福祉的關切。這種關懷可從最親密的關係延伸到非親密的互動之中。例如，布雷爾對酒吧侍者“毫不溫柔”（冷酷）的控訴（Tavernier sans tendresse），便凸顯了溫柔在社會倫理中的普遍性需求。關鍵在於，溫柔必須納入其字面上的脆弱性，即其醫學意義所指的被觸摸時的疼痛或不適。

在法語和德語中，“溫柔”或許能在隱（明）喻層面上與“愛”互換，但我們必須將溫柔與“愛”（love）區分開來。同時，儘管我傾向於將其與“關懷”聯繫，亦需將其分離。溫柔的特質在於其“柔和度”，它傳達了一種相互的脆弱感，甚至是略帶痛楚的喜悅，這種柔和動機，始終包含着強烈的情感，無論是情慾或是柏拉圖式的。這種情感驅動的“柔和度”，正是我們與媽打沙律（舊譯瑪塔・薩拉）展開人類學與藝術實踐中，共同創作、共同著述與共同在場的初步理論意圖。

當我們橫向比較溫柔在不同語言中的深度，即可發現其流動性。例如，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亞便是以一種溫柔的姿態來處理葡萄牙式的溫柔，其自身即體現了這種概念的流動性與非固定性。這種溫柔的概念，雖可類比為太極中的“柔”一樣，唯其目的並不在“克剛”，而在於減輕、緩和（葡文atenuar）剛硬的力量。葡語動詞atenuar（緩和、減輕）源自拉丁語attenuare（使變薄或變弱），與溫柔的拉丁語根tener（柔軟、細膩）雖不同源，但其功能卻一致：透過柔韌性來降低剛性的力量。因此，溫柔並非是一種抵抗。它是一種柔韌、多維的回應，允許主體流動並與現狀協商。

二、

在父權制的知識史中，“溫柔”長期被編碼為“女性化”、“家庭化”、“情緒化”特質，因而能被視為缺乏哲學嚴謹性的主題，無法進入主流的批判性分析。然而，正是其情境性、自身性、關係性而非形式性的特質，為其作為一種去殖民知識實踐，奠定了基礎。這種溫柔的特質是上下文相關、受文化形塑且具語言滑動性的。它並非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一張由意義交織而成的網絡，被理解為一種倫理模式、審美情感、關係本體論，以及一種政治姿態。即脆弱性、團結、與相互認可的展現。它也是一種去殖民知識實踐，體現為一種非榨取性的關注。

在非西方語系中，這種概念化尤為關鍵。英文字根tender本身即可被解構成一張複雜的意義之網，難以比喻或直接的字面翻譯。一旦被翻譯，新的類別和意義之網便產生，這使得“以溫柔作為方法”必須依賴於特定的文化和語言背景。

這種文化與語言的形塑性，在（包括越南文的）“儒家語系”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在東亞語系中，情感的表達帶有既定的世界秩序痕跡。它們根植於倫理與社群秩序，傾向於分配而非單一特指來定義情感。例如：漢語中的“溫柔”多指順從的氣質；“慈愛”指由上而下的義務性質的愛。這種結構將溫柔特質與社會角色和義務緊密聯繫，而非與個體自主性脫鈎。

近代以來，當跨文化翻譯要求為流動、多義的情感經驗尋找單一、固定的詞匯對應物時，便暴露了語言的強制性暴力。因為目標語言對外部語義邊界的抵制，導致了歷史上翻譯詞匯（在非學術、日常的語言中）的消亡。然而，問題的關鍵並非是探討東亞語系是否成功定義（西式的、洋化的）溫柔，當我們試圖在任何特定語境中建立一個固定的概念錨點時，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固定性是不必要的。溫柔必須是一種流動的狀態。

“溫柔作為方法”實踐，正是要從這種“翻譯的危機”中開闢出一個後語言學的場域。它是一種善意，創造一種共享的知識論，以生產若非如此便無法產生的知識。在我與媽打沙律的協作藝術與人類學實踐中，貫穿始終的正是這種對溫柔的需求，對行使和接受溫柔的相互性的需求。但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溫柔”這個詞，也許類似於“主體間性”，不應被用作道德化的工具。它不應是衡量對錯的尺規，應被允許流動，因為每個人對其的理解皆不盡相同。我們必須容許這種差異性與歧義性，以非層級性的動態，朝向自身的脆弱性以及對未知（恐懼）的容納。以溫柔作為方法，正是允許自身流動並協商，拒絕讓情感經驗被任何單一文化敘事所固化或排除。

三、

以溫柔作為方法，其核心不在於追求批判性的對立，而是建立在內在的柔韌性上。它擁有三個核心維度，使其成為一種關係性的方法論，指導我們在“後”殖民語境中的藝術與人類學實踐：

首先是價值的整合：溫柔的方法論，旨在挑戰將情感、記憶或藝術視為可榨取資源的單一、新自由主義式標準。它允許將親密的柔情倫理延伸至非親密的他者（例如，研究者與離散主體之間的關係），促成一種關係性價值的本體性重估。透過溫柔，可主張共同創作、共同呈現和共同衡量價值，將生產力與情感勞動納入同一張相互賦予的價值網中，實現非層級性的倫理動態。

其次是柔性的協商：溫柔承認不完美、不完整以及不順從規範的內在價值。其方法不是直接抵抗這些剛性規範（如官方歷史敘事或語言標準化），透過協商來處理那種強制要求“修復”或“支配”語言斷裂或記憶衝突的衝動。這種協商的姿態，避免將學術研究或藝術實踐推向絕對化的衝突，允許在對話、跨語（Translanguaging）和共同著述中，尋求暫時性與流動性的解決。這正是我們處理澳門離散社群記憶非同步性時，所採取的倫理姿態。

最後是關係性流動：溫柔可允許自身作為一個統一的概念流動，即使它在西方和非西方語言中承載着多樣的、甚至是衝突的意義。這種流動性受到對回應的渴望所驅動，即行使和接受溫柔的相互性。這種補償實現，來自於維持這種關係性環境的共同意願。這種內在的流動性，使它成為一種必要的倫理媒介，在語言衝突、文化斷裂和情感耗損中，建立跨語言與跨文化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