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指導,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音樂學院、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主辦的“時代國韻”中國民族音樂專場音樂會在澳門崗頂劇院舉行。作為一場以中國民族器樂為主體的專場演出,本場音樂會通過不同樂器、不同地域風格與不同時代氣息的音樂作品,在“時代”與“國韻”之間建立起一種富有意味的對話,既以民族音樂為根,以傳統文化、民間小調與地方戲曲為源,通過新的創作手法、舞台編配與演奏詮釋,展現中國民族音樂在當代的旺盛活力。

“時代國韻”之名,顧名思義具有揚時代新風、傳中國傳統之氣韻的意味存在。“國韻”關乎中國傳統音樂的文化根脈、審美意象與精神品格,而“時代”則意味着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審美經驗與文化交流中,不斷被再創造、激活和理解。
音樂會的演出陣容展現出“薪火相傳”的蓬勃氣象。著名古箏演奏家王中山、著名笛蕭演奏家唐俊喬作為特邀嘉賓登台,與宋心馨、陳甦超、薛淼、高白、張倩淵、張碧雲等多位榮獲金鐘獎、具代表性的新秀同台獻藝。同時,青年作曲家擔任鋼琴指導、中國音樂學院民族室內樂團擔任樂隊演奏,共同呈現當代中國民族器樂承續傳統、開拓新聲的藝術面貌。

從曲目安排和樂器選擇,安排古箏、琵琶、中阮、二胡、嗩吶、柳琴、竹笛等不同民族樂器,並以獨奏、協奏及民樂合奏等不同形式穿插呈現。這種安排使觀眾在相對集中而連貫的聆聽過程中,感受中國民族器樂音色層次。

音樂會以充滿青春氣息的現代古箏與鋼琴協奏曲《蒼歌引》開場。作品溫暖抒情,具有萬物復甦的意象。樂曲在散板、快板、慢板、急板之間展開,既保留了古箏音色的流動感與詩性,借助鋼琴拓展了和聲織體與音響厚度。反覆出現的核心動機,使旋律在推進中不斷回返,帶有追憶往昔、觀照當下的情感。作為開場曲,《蒼歌引》為整場音樂會奠定“以新聲探傳統之源”的基調。
琵琶與樂隊《入仙》,則將觀眾帶入更為悠遠的歷史想像。作品通過對古代樂舞及“相和歌”的節奏意象轉化,勾起了觀眾穿越古今的聽覺連接。

自中阮與樂隊《山歌》開始,音樂會逐漸展開對中國民間音樂地域性與多樣性描繪。《山歌》使人彷彿置身山林,聽見山歌對唱時的回響。二胡與鋼琴《阿曼尼莎》,則是音樂敘事引向新疆地域文化與少數民族音樂風格。作品借助特色音程、節奏音色模擬,營造出具有西域色彩的神秘氛圍。嗩吶與樂隊《腔調》將音樂會推向更鮮明的地方性與戲劇性。嗩吶本身具有深厚的民間儀式與強烈的聲音辨識度,本曲則融入川劇唱腔、川打鑼鼓、水袖等巴蜀地方文化元素,使“腔調”不僅指向一種音樂風格,也指向一種地域文化的精神氣質。樂隊相對柔和的伴奏與嗩吶深沉而明亮的音色形成對比,既突出了嗩吶的穿透力,拓展了其在當代舞台上的表現空間。演奏者張倩淵在技巧與舞台表現上的自由轉換,使作品具有鮮明的戲曲性與可觀性,因此獲得觀眾熱烈反應。
其後,柳琴獨奏《劍器》與竹笛獨奏《琅琊神韻》,則使整場音樂會從熱烈的地方戲劇性,轉入更具詩人意趣的傳統文化表達。《劍器》汲取杜甫詩歌意象,借柳琴清亮而富有彈性的音色,呈現出剛柔並濟、俠骨豪情的氣質。《琅琊神韻》由著名笛簫演奏家唐俊喬演奏,音樂性格高雅、淡然,透過由動至靜、由外在張力轉向內在氣韻的安排,笛聲在清越之中含有內斂的力量,彷彿在喧囂之後開闢出一方寧靜。

古箏與樂隊《鬧元宵》則再次喚起民間節慶氛圍。此曲由王中山擔任編曲與演奏,其演奏狀態悠然自得、鬆弛有度,呈現出超越技術層面的藝術成熟感。在他的詮釋中,傳統民樂作品超越了節奏熱鬧、場面喜慶的外在呈現,更包含着對民間生活情感、節日秩序與民族審美心理的深刻理解。這種“老派”演奏家的韻味,在長期積澱之後回歸自然的質樸。
音樂會最後以民樂合奏《夜深沉》作為收束。作為京劇曲牌,《夜深沉》不僅關聯戲曲音樂,使整場音樂會的文化視野從器樂作品延伸至中國戲曲音樂。返場曲《賽馬》,則可謂民樂舞台上經典之作。這兩首作品由青年演奏者擔任領奏,樂器之間你來我往、彼此呼應,既展現當代演奏者的技巧能力,也呈現民族器樂合奏中多聲部的碰撞與融合。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樂器之間的交織呼應,也象徵着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中的互鑒與共生。

值得注意,本場音樂會不設中場休息,整體連貫性較強。觀眾在較為集中的時間中,依次感受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風格的民族音樂作品,聆聽經驗因而具有一種“文化巡遊”之感觀。從現代創作到古代意象,從山歌、木卡姆、川劇聲腔到京劇曲牌,音樂會以民族器樂為線索,以音樂呈現中華文明內部的多樣性、包容性與延續性,串聯起一幅山河廣闊的中華音樂文化圖景。
演出地點的選取,也體現了澳門獨特的中西合璧特色。崗頂劇院坐落於澳門歷史城區,周邊西式建築與教堂林立,劇院內部圓弧形觀眾席、水晶吊燈與紅色座椅富有歷史遺韻。當中國民族器樂在這樣一座具有西方建築風格與澳門城市記憶的劇場中響起,音樂作品所承載的中華文化意蘊,也象徵着當今中西文明互鑒的使命與角色。

總體而言,“時代國韻”中國民族音樂專場音樂會,以多樣化的民族器樂作品,呈現中國音樂文化在傳統與現代、地方與整體、技藝與精神之間的豐富關係。它所展示的“探新”,不是脫離傳統的求新,是在傳統音樂中尋找當代表達的可能。它所指向的“歸源”,也不是回到封閉的過去,是在現代舞台與文化交流中重新理解民族音樂的根脈。
在澳門,音樂始終是理解澳門文化特質的重要線索。澳門城市大學城市音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定澄曾以“西樂東漸、中樂南移”概括澳門音樂文化的歷史特徵,中西不同語系、不同民族、多類多型的音樂文化與民俗儀式在澳門相遇、交織、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澳門城市音樂文化景觀。

日前,戴教授另文進一步辨析“澳門城市音樂”與“音樂城市澳門”的相互作用關係,指出應在澳門城市音樂文化資源的基礎上,推動轉化為“音樂城市澳門”的文化形象。澳門中西音樂文化的友好共處,成為當今世界文明互鑒的重要範例。當中國民族器樂在這座兼具中西文化特色的城市中響起,演奏者既是舞台上的藝術呈現者,也是文化交流的傳遞者。
他們通過民族音樂的當代表達,讓觀眾在音色、旋律與節奏之中,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以一種面向世界、開放交流的文化姿態,讓中國傳統音樂在時代之中探新,在傳統之中歸源,並在交流互鑒之中延續民族音樂的精神力量,走向更廣闊的舞台。
(作者為音樂學博士、澳門城市大學城市音樂文化研究中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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