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見：具體位置中的感知——物的潛台詞之於現場可視的檔案文獻

對物／材料的觀看，是直觀地看；看的是事物本身，是一種經歷其中的過程；它不是理論的看，不是反思；更不是在事物之外的看，這才是創作者的觀看。——陳偉才

過去一年，牛房倉庫與重慶十方藝術中心簽署合作備忘書，透過交換藝術家計劃，協力促進兩地藝術對話和文化發展——在疫情下成功地展開「2+0/1+1藝術家駐村計劃」；2022年，牛房繼續構建「跨領域、跨專業、跨媒介、跨地區」的多元生態性文化交流平台，帶來《能見：具體位置中的感知》。

展覽是有前提的檔案陳列（事件），其性質就是檔案式的系統性陳列，「藝術展覽」的開端都是在製造檔案，將藝術世界理解為「製造藝術檔案的生態」是很有趣的理路，這兩年來，特定場域藝術以及其檔案化的實踐和理論研究，是我觀注和切入的視角，我也依此來思考這次陳偉才在澳門的駐地展出。

從亞力山大（Victoria D. Alexander）修改葛瑞伍德的文化菱形來看，意味著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永遠都不會是直接的，它們必然受到創意實踐者和接受者中介影響。展覽作為藝術家和觀眾之間的中介，陳偉才：我的邏輯是從材料出發，看在具體的情境之中行走，能找到哪些材料（物質/非物質）。若我們將陳偉才本次的展覽視為一種「文化研究」（studyof cultures）的方法，將「真實」和「真理」之間的關係納入到考慮的範圍。藝術所要處理的真實是這樣一種嘗試：希望能解開現實生活的困境，並且重新定義創作者、觀者和作品之間的動態關係。就像偉才說他的藝術創作常處在城市和鄉村的區間帶，這類的藝術實踐凸顯的常常是現代性困境中關乎人生存問題的「生命政治」問題，如阿甘本提出的「赤裸生命」（時刻暴露在權利面前的生命），「活」的時空本身與經驗維度被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來表示。

如《兩個石頭：移動中的位置》：偉才攜帶成都自家的鵝軟石頭A，到澳門到展廳標注它在成都的經緯度，以及移動時所走的步數量；相同的，偉才也在澳門的黑沙海灘邊找到一塊像鵝軟石的沙子，並將它也帶到展廳，（同樣標注它的經緯度，以及移動時所走的步數量），展出中將A B兩塊鵝卵石放在一起。

因為藝術事件是從生活中選擇或製作的作為，展覽將其文獻化，但並不呈現真實，它們只是作為事件的遺留物和證明物指涉真實社會關係當中個人的生存狀態。文化產物被展覽機制當做文獻來使用的原因在於：文化物是生命政治生產的證明物，其上記載了無所不在的權力管轄（governmentality）的痕跡。

如《當笛聲響起》，偉才說生活在成都郊區鮮少聽到警笛聲，但來澳門駐留的時間中，經常觸及這樣的時刻，於是，藝術家在駐地澳門一周的時間中但凡聽到笛聲便停下手上一切，凝視。

藝術家不僅是創作者，亦即生產文化物的人，同時也是顯示生命政治的主體。因此個人實踐與在地文化樣態是作品的政治化樣態，將藝術和政治作為當代文化的「現成物」，「文獻性」作為現實歷史化的積極意義，在於一種文化處境的隱喻，以及對政治樣貌的可能暴露。

《出SAÍDA路》是澳葡政府在澳門遺留沿用至今的消防安全通道的標誌，在拍攝標誌時設備意外出現水霧氣，導致鏡頭模糊。出路的能見/不能見，從物質上講，能見，一．是取決於觀者自身的視力，自己所處環境的物理氣候因素。二．從非物質角度來說，取決於觀者自身的知識背景，經驗背景，感受能力等等，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關係網絡環境，社會時局環境，國際關係環境，包括政治，制度環境，宗教信仰…就如偉才說：我們所在的地點/地方，是關聯著我們過往以及將來去往的方向。澳門並不只是一個駐地的地點或者創作的背景，雖然我滯留得很短暫幾乎是一次走馬觀花的旅行，但我為何出現在這裏（此時此刻），它是具體的，是清晰的，但也是轉瞬即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