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文是“吾語”的多難局面

筆者用葡文寫了一篇簡短筆記，內容是關於自己書寫葡文時的某種“多難局面”（polylemma）。筆者請藝術伴侶媽打沙律（Marta Stanisława Sala，舊譯瑪塔薩拉）閱讀人工智能生成的德文翻譯（谷歌翻譯），以便我倆可用共同語言討論。

拙文的這個中文版本，也是先由谷歌翻譯出粗糙的、較為直譯的文字，之後筆者自行修改和重寫（或當時筆者未必完全認同某些譯法，但心中卻是有某種莫名的喜惡）。筆者或許還沒有在自己能說的語言中寫得多，讓人工智能學習筆者在講不同語言時，稍有不同的個性。此外，文化大不同（如美式英文和德文，更別說中西之別），反而是人工智能生成翻譯，急切需要學習的。

以中文書寫，當然是筆者文化身份認同的重要一環。寫到此處，是極渴望把整篇拙文改寫，加入對國文、粵語這兩要素的反思，對“澳門語言”重新思考。但同時讓筆者卻步的是，華文“界”作為澳門人口絕大多數的組成部分，整體對葡文“界”的關心，似有不足。

這篇原來是寫給《澳門論壇日報》的兩頁中長文八月底刊出，一貫以自我（個人）民族誌視覺出發，多講個人感受，奢望拋磚引玉。得到社長丁乃時（José Rocha Dinis）策勉，在此也希望全文分享，向諸位請教：

媽打沙律把翻譯退回，首次要求筆者重寫拙文，說我用葡文語寫作的行徑（acto），尤其是為《Tribuna》（“論壇”的葡文，說着帶有波蘭口音）撰稿，成了筆者身份認同的一部分，並且不斷使其更新，這都是筆者之前甚至沒有意識到的。

自從正式涉足柏林藝術界以來（“正式”就是說通過承認我作為“藝術工作者”的官方文件和邀請），筆者把在德文環境中用葡文寫作的行為（acto）視為一種手工藝作業，現在，筆者更趨向說葡文寫作成了自己藝術創作的一部分。

反過來說，○七年至二○年間，筆者在比利時藝術家兼漢學人阿嘟（Mathilde Denison，舊名蜜嘟）的幫助下，為葡文中華文化雜誌《Extramuros》寫下的文字都是先以法文打下草稿。儘管這些文章大部分是筆者自己譯回葡文，當時的葡文能力卻越似“生疏”。

筆者在官方公佈疫情爆發之前開始為《論壇》撰文。一開始，筆者有時先用英文和法文作稿，因為寫起來更有效率。筆者也意識到寫作時，又或者是轉換語言時，自己是一個稍微不同的人。

很多時，葡文就像黑暗中沒有開着的燈泡。用這種語言寫作時——“寫作”一詞讓筆者感到壓力，自己更願說透過《論壇》的專欄“與人吹水時”——葡文這一個巨大的思想和記憶倉庫，就會立即亮燈，一目了然。

激情必痛苦

人工智能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瞬間，完美解決寫作和翻譯這個簡單的問題。這將很容易複製到筆者十年多前學到的學術、行政術語和幾個領域專業語言的混合，甚至很容易能推測出筆者從未使用過的葡文約會語言，且能毫無費勁地重蹈筆者的覆轍。

不過，人工智能該無法為筆者帶來“痛苦”的樂趣。

生活在非葡文的知識生態中，卻以葡文寫作可說是讓筆者消耗心力。葡文文法為筆者帶來了另一個世界，讓筆者不得不以另一種方式思考。葡文中跟其他歐洲語文同源的詞彙，筆者還是得心應手，但說到其他詞語，尤其是連接語，在以葡文思考和寫作時，常常想不出來，因為很多時它們都已為筆者日常用到的德文連詞所替代。

然而，使用其他非羅曼歐洲語言，也能讓筆者曲線重新學習葡文。德國知識分子在十七世紀（筆者在拙文原文的拉丁數字打漏了一個“五”，也就是Ｖ字，誤寫成十二世紀）決定捨棄拉丁詞“passio”（耶穌受難、激情等），並創製出當時的新詞“Leidenschaft”（“苦難”加上後綴詞）就是一個好例子。畢竟，沒有痛苦就沒有激情！

筆者決心學到葡文已是成年後的事。在早年的大學生涯中，筆者養成了用葡文思考的習慣，讓自己沉浸、暢泳在這門語言的宇宙中，希望自己的“語言障礙”越來越少。這或者與普遍的看法相反，以一種語言思考並不需要非常高的水平，或者非常豐富的詞彙。

正是歐洲眾多語言之間看似微小的差異，讓筆者在各種語言邊界之間遊走。例如，葡文較為獨特的、指涉暫時狀態的動詞“estar”（大概意為“正在是”）在筆者其他工作語言中更是顯出其獨特的時間性。看來，當筆者用葡文說“我正在受苦”時，似乎受的苦要比說德文“ich leidedarunter”時，要少一些。

爛葡文

人在遠方觀察，以非日常語言的葡文書寫，筆者有感“爛葡文”（這決不能跟混合語，如土生話混淆）似乎多是一種論斷、一種語言學研究的課題，又或者是聊到遙遠殖民時代的談資，“爛葡文”似乎仍然不是一個受到公認、能用到文學或藝術創作中的“真實語言”。

另一方面，筆者以語言解構，作為使用在藝術人類學的重要方法，解構後的語言完全中立。由於缺乏對單一語言作為工作語言的集中實踐，筆者感到好像“失去”了判斷語用（口語和書面語皆是）究竟是“好”還是“壞”的能力。

筆者可以整天沉醉在法國文化廣播電台（France Culture）的播音當中，或者以極差的俄文判定普希金的短文是“音樂”。然而，筆者卻不願說明“好”的語言、語用意味着甚麼。筆者所說的“爛葡文”是指筆誤、上文不接下理、缺乏邏輯或中心思想，或者簡單的文法分歧，這些“爛葡文”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容易糾正，人工智能至臻完美的日子也將會到來。

這種“爛”葡文出現在“爛”葡文使用者說的“爛”語言中，儘管大概沒有人想比認定為說“爛”葡文的人，不過筆者觀察到，“爛”葡文卻仍存在於非正式對話、社交網絡評論中，甚至不時在閱讀行家正式的，甚至官方的文件中時也能看到。

因此，筆者陷於兩難：想要提高語文、外文的能力，同時卻又認為“糟糕的語言”：“爛葡文”、“爛德文”、“爛法文”，甚至“爛英文”、“爛國語”、“爛廣東話”也是具有一定價值的東西，至少筆者與這些語言相關的藝術、人類學實踐中有這樣的想法。

中性、平權語言

筆者完全尊重語言的規範使用，自己從一位粵人老師那處學習到葡文文法，今天回首可能會覺得她“非常傳統”，但同樣也受到了柏林的巨大影響。今天筆者很難不“背問”（筆者很喜歡德文動詞“hinterfragen”），也就是質問筆者當年在氹仔攻讀葡文系起首幾周所學到的東西。

葡文是筆者在學術背景下作為研究對象（而不是作為實用工具）學習的最後一門語言。回想起來，當年讀葡文好似只是為了會講這門語言，其他的也就不太重要，像筆者畢業時澳門前女友所說的，“除此之外，你甚麼都不會”。相比之下，筆者主要通過社交和個人場合讓學到的德、法文法得以實踐。

筆者也學到了傳統的葡文名詞對協：葡文文法規則中，一個生物學上定義的男人和一人以上的女人集合成群，應該使用陽性複數代名詞“他們”。

讀○八年歐洲議會關於中性語言文件的一段，筆者看到“鑑於葡萄牙語言文化豐富，在葡語語法規則的正常使用範圍內，是可儘量以最合適的方法，讓話語中的性別有同樣的可見性，又或者讓性別的標識抽像化。”（草譯）

矛盾的是，當筆者用葡文寫作時，試圖將其保留為“我的語言”的一部分。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將筆者在柏林泡沫中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性別非二元語言用在為葡文中，不可說是全無挑戰。

說“吾語”時的“多難困境”

因此，用葡文寫作時就會出現這樣的“多難困境”（polilema）。葡文字典中似乎沒有這個詞。西方有兩難、三難、四難、五難，都是源自希臘文，當然還有甚少用到的“多難”。根據一部葡文字典的解釋，“-lema”是“相互排斥的選擇”。

這種“多難困境”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當中包括筆者觀察不同歐洲語言中同源詞語的不同用法，像“種族”（raça）、“黑人”（男性）（negro）或“精英”（elite）的這種比較，讓筆者了解且深思這類同源字詞在歐洲不同語言中，意義差別甚大的固中因由。

無論如何，筆者還是猶豫是否要說葡文是“我的語言”，就筆者日常對語言的思考而言，葡文成為一種哲學式的參照。

筆者也猶豫是否應該把自己看成是用葡文寫作的人。畢竟用一種語言寫作並不能讓筆者就此認為自己是“葡文作者”。葡文與筆者所講的“平行”語言，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中歐混合語，與葡文這古老的海洋語言表面上，並沒有太多的聯繫。

在定義“我的”的語言時，筆者感到的只有左右為難。究竟應該按“常理”定義甚麼是“語言”和“我的”，還是相信自己的定義，把所有自己口中說中、腦海中的聽到的語音都當成為一種，單一一種，“自己的語言”、“我的語言”。

無法說出的葡文

筆者覺得說葡文是否“吾語”的“多難困境”這是非常個人的主題，本來同葡文在澳門的可持續性的主題似乎無關，不過早前拜讀的一些帶有某種悲觀情緒的相關文章，引起筆者的注意，又好像與拙文並沒有完全脫節。

葡文中不時見到有“捍衛”這種語文的說法，雖則“捍衛”（defender）一詞似乎在葡媒中比在中文更易說得出口，畢竟一種語言只有在面向“競爭對手”的“威脅”時才會“捍衛”自己。筆者認為行政當局有政治責任讓葡文有健康的發展，甚至想到以柏林為例，看着上文提到的“爛”葡文如何能夠在藝術、文學領域得到公共資源的支持。

顯然，平行現實是澳門很少講葡文，筆者以為，葡文在澳門有官方語言（正式語文）地位，同時與世界各地的相關社群和個人有着歷史悠久的聯繫和星散各國的情意結，這意味澳門也屬於一個地理和知識上交集相當龐大的網絡，而當中葡文並非唯一的語言。

澳門國際化幾十年來的努力，是應該受到認同的，這些努力在葡文世界網絡中是否有更大、更全面的拓展空間？葡語九國和多個地區，以及其在文化、歷史、個人情感（如移民）所輻射的廣大區域中，多少本地電影值得在重要影展上放映、發行？多少劇場能以（“爛”）葡文演出？多少藝術作品（藝術作品常因“無語”相對地容易在其他語言區域推廣）在葡文世界有名的畫廊、美術館能佔有一席之地？

在拙文的葡文原文中，筆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大意是當葡文世界，最少在文化上能讓本澳華人和其他小數族裔創作者給予到實質的關切時，反過來澳門的非葡文使用者，雖然還是未必對這種語文的興趣提高，但葡文將會因為這種實質的關切而使之有更重要的地位。拙文中文版中，筆者或許會希望把這樣的意見轉化為問題來提出，向諸位請教。

把思考書寫成文字的最後，筆者想起葡人甚為敬重的已故語言學家白妲麗一九七二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澳門語：歷史與現狀》（漢譯中作者名譯作巴塔亞）。純粹的表達個人觀點時，想到的是，“澳門的語言”對筆者來說就是澳門語言多樣性的整體，而非個別語種。

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現在更能心安地說，葡文也是“我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