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揭露殘酷世界的眾生相

《白日之下》導演兼編劇簡君晉，把在當時轟動香港的兩宗社會案件──二○一五年劍橋護老院虐待院友事件，以及二○一六年康橋之家院長張健華性侵案，藉此改篇成電影，題材牽涉院舍問題、老人、弱智人士，批判社福機構和法律制度；主題嚴肅且廣，因此以記者的視角作切入點是再適合不過。然而，新聞工作者同樣存在掙扎和矛盾，第四權的影響力正逐漸衰退。

相比起其他訴諸殘忍真相的電影，《白日之下》的調性明顯較寫實、溫柔。首先畫面沒有強烈的高對比，也不刻意選擇煽動愁緒的冷色調；張宇瀚（流星）的攝影功力在《窄路微塵》可見一斑，他擅長捕捉生活細節，細小如水花、塵埃，抑或是玻璃的光影反射，都是他用作引喻的手段，用真實反映殘酷，非常適合這類電影。

主角帶領大家進入故事

美術方面，“彩橋之家”雖然是悲劇發生的場所，整體格局方正、採光良好，其環境可能比現實中很多護老院更好。配樂使用上十分克制，首三十分鐘甚至不見用音樂加強情感，導演拒絕過度戲劇化的表達方式，只是保留適當的距離，像記者一樣客觀地敍事，以主角凌曉琪（余香凝飾）的觀點帶領大家進入故事，相信事件本身就能產生足夠的感染力。

本片最出色的地方在於人物描寫，每個角色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個體。水哥（胡楓飾）曾經做錯事，他為了不要妨礙妻小過正常生活，把自己藏在暗角，甘願被社會自然淘汰；通伯（姜大衛飾）最初被主角利用，讓她能自由出入院舍，被當成是工具也毫不介意，屢屢道出發人深省的金句，是主角的心靈導師；琛哥（陳湛文飾）代表殘疾人的族群，失去工作能力後，只能靠偷竊勉強維生；凌母（鮑起靜飾）擔心變成女兒的包袱，自發回到鄉下獨自過活。

不公義的世界用不同的方式生存

這些小人物，在不公義的世界用着不同的方式生存。裝傻也好、為奸也罷，他們都努力活着，拼命無恙。主角在與他們每次交談與相處之間，都有所成長，這些都成為她能夠不斷前進的動力。

一個好的劇本，反派的力量要足夠強大，院長（林保怡飾）做到這一點，他開設私人院舍只是為了從中獲得利益，又性侵智障的女精神病患，壞事做盡，卻認為自己是照顧者，在院友感到孤獨時給予陪伴和支持；因為弱視，所以更了解弱勢人士的處境，一直自我欺騙“彩橋之家”有了他這個大家長，才真正組成了一個家的存在。他透過傳媒和司法制度的漏洞，逃過制裁，主角的指控宣告徹底失敗。

訴說悲劇重演的無奈

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這類社會案件曾經發生、正在發生、將來亦不斷發生。比起對社會不義的憤怒控訴，這部電影更多訴說的是悲劇重演的無奈。在絕望之中內心又保留對人性光輝的一絲希望，就像片中最後主角雖然流着內疚的眼淚，同時亦有雨後的陽光照耀，她將繼續征途在新聞路上，堅持做正確的事。也許最後真相證明，世界也不會因此改變，總有一些人願意為此東奔西跑、日夜顛倒，只為了查明事實。不為甚麼去做，因為這就是記者應該要做的。

監製爾冬陞曾說，《白日之下》讓他想起自己的處女作《癲佬正傳》，講述的是社工捨己救助精神病人的故事。在那個娛樂至上、港產片的輝煌年代，描述弱勢的算是極少數。現在則大多是社會關懷的題材，這不一定跟新導演的滿腔熱血有關，要上院線的作品，首要考慮的一定是票房成績。

最近，這類電影的收益其實不俗，甚至比有偶像助陣的類型片賺得更多，反映現今觀眾的部分需求。走入戲院除了帶來歡樂，也帶走心靈上的某種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