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作品的當代性、熟悉性及連接性——評《不道德的審判》

月前，筆者有幸觀看了香港著名舞台劇導演李國威執導的作品《不道德的審判》，導演曾經憑着作品取得了共五次香港舞台劇奬–最佳導演的奬項。除此以外，整個作品在演員的陣容來看，包括了譚智泉、梁建婷及黃栢豪三位澳門劇場界的一線演員，劇本還是有名的智利劇作家阿列爾‧多夫曼（Ariel Dorfman）的作品，上世紀九十年代公演的時候曾經引起不少的討論。按理來說，整個作品是星級陣容、星級導演、星級劇本三者的結合體，應該是炸裂劇場界的作品，引起了討論與思考。筆者認為主要是三個方面引起：第一、劇本創作的當代性；第二、演員與觀眾的熟悉性；第三、作品與觀眾的連接性。

第一、劇本創作的當代性。《不道德的審判》講述的是一個國家獨裁政權倒台後的清算問題，如果熟知澳門歷史，會知道葡萄牙在一九七四年以前是實行獨裁統治，引致澳門在政治體系上出現“行政主導”的概念，所謂的“民主”也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漸出現。故事所講述的，是一個政權被推翻後的“清算”時期，對曾經受過困擾的觀眾而言，作品確實具有切膚之痛，但是對於並沒有任何體驗的觀眾而言，這個故事的當代性就需要“腦補”，不其然與今天的政權作比較，是自由多一點還是少一點，心情是不是差一點或好一點。以經驗性的過程產生“移情”，再重新理解文本的意義，需要依靠觀眾的閱歷，就是所謂“一個人演哈姆雷特，卻又沒有一個重複的哈姆雷特”的意思。回歸二十五周年，經歷澳門政府與社會多年的培育，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持續增長的觀演群體。問題在於，觀眾群是流動的，只要演出團體稍一不慎，就會掉入“黑名單”，長久而言，失去群眾支持的作品，亦會失去政府支持。那麼，本次演出的劇本是過時了嗎？或者，應該說群眾對作品的理解可以有多少呢？能夠簡單地讀懂他們的心意而產生回應嗎？還是台上有台上演，台下有台下看呢？

第二、演員與觀眾的熟悉性。澳門戲劇界的舞台與特區的經濟體一樣，微小而精細的，如何在“小桌子上做大戲”本身就很不容易。自回歸以來，政府資源對藝團的支援有目共睹，雖然團體經常表示資源不充足，那麼轉過頭來看，不少地方的戲劇活動，政府是不給予支援，更多是社會與市場自身尋找生存的途徑。因此，資源相對豐富的澳門，又應該如可做好這場戲呢？這二十五年的回歸路上，培養出不少專業的演員，令劇場產業形成了一條可以追循的發展路徑，讓相關人員持續有效地參與演出活動，這些積累下來的經驗持續滋養着新一批人才的發展。因此，為澳門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問題在於，資源的集中性培育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投身行業的人員愈來愈多，資源的批給卻並沒有增加，導致了競爭出現，有輸有贏，莫論標準如何，始終有一批群體在行內並沒有充分資源去發展所長，就成為“缺這缺那”的現象出現。久而久之，培育出來的觀眾與台上的演員都十分熟悉，正如李國威導演說“想不到有幾幕大家會笑場呢？”無他，只是朋友突然變了一個人，感覺有點別扭而已。

第三、作品與觀眾的連接性。與第一點相近，不少的觀眾對劇本的親身感受連接太少，只能依靠友情、親情、熱情支持這個舞台。以支持而非專業的角度來評價，作品確實拉近了社會個人共同相處的美好時光，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則會出現了作品應有的力量還未有效發揮的現象。透過新技術、新突破、新思維等來塑造作品，最後一幕的啟示性是具備直接的衝擊，就是觀眾等待的時間稍為長一點，節奏拖慢了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觀眾對劇場中的效果還是有一定期待，如果在演員及劇本等先天性的障礙存在時，在劇場設計上，是否能夠產生一些突破？從而在資源分配上提現出澳門作品的獨特性、典型性及特殊性，才能在全球眾多作品中體現出差異性，脫穎而出。

筆者多年來作為文化參與者、製作者、觀看者，在回歸二十五周年下，觀看到澳門作品多年的價值與障礙，平心而言，澳門作品從質量已經具備一定水平，每年持續的、多元的、新穎的試驗性作品為文化界提供了扎實的平台。問題在於，“五十年不變”已經走到一半的光陰，澳門文化界又應該何去何從，不論作品的高度與深度，是否單純在澳門的試驗場產出與供給即可，文化界又是否具備能力創作出具普世價值的作品？如何在懷抱國家、心繫澳門、中西文化交融背景的特殊性下，產生代表澳門的名片，在文化上有所突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