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包容建設文化之都

文化之都的源頭來自對文化的自信、對文化的自強，以及對文化的包容。當中，文化的自信與自強提倡的是中華文化的壯大與擴散，而本文提出的文化包容，則是指多元文化包容共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美與共、各美其美的特質。澳門獨特的歷史背景，為文化包容的概念提供了充分的實踐經驗。文化包容的概念早於二十一世紀初已被美國學者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高度強調，並且備受各界所推崇。他指出高度融合技術(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三要素的地區，才能構成發展創意產業集群化的基礎。當中，文化的包容程度高度鼓勵社會參與、社會共融及社會共建的熱情，從文化推動社會及個人的幸福感、獲得感及歸屬感。不論膚色、種族、民族、性別、職業均能夠在小城澳門中獲得認同與重視，這種對文化多樣性的接受程度，源自澳門長達數百年華洋共處的經驗。同時，體現出澳門文化包容程度的多元性、獨特性及持續性。

近月，澳門特別行政區除了原有“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澳門“創意城市美食之都”及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金名片”以外，首次獲得 “東亞文化之都”的美譽。在理解 “文化之都”的概念上，除了在硬條件的文化旅遊、文化產業、文體項目的經濟性推動以外，亦可從政府與社會的角度出發，從對內與對外、對經濟與對社會、對遊客與對市民等二元維度進行分析與觀察。不論是民生需求或是經濟發展，均應以持續發展、共同發展、結合發展的施政邏輯進行分析與推動。 “旅遊 +”作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中之重，配合高新科技、大健康、中醫藥等行業的持續高速發展，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帶來重要基礎。當中，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文化發展的重視與耕耘，為文化發展提出產業化的維度。然而，除文化經濟獲得重視以外，更應該以文化社會作為發展的其中一個維度。常理而言，文化資本的構成源自社會經濟水平獲得一定成就才能累積，但事實上，文化本質就是經濟發展的催化劑，而能夠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源自人才的聚集，而文化的作用除了提供適切的環境以外，更提供廣招賢才的社會空間，從而增強經濟發展的 “軟件”。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達到世界觸目的水平，市民對文化需求的訴求逐步增強。華人文化的勤奮耐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不屈不撓、勤奮向上、務實進取等文化價值觀作為國家持續發展向上的基礎。結合國家全面號召，人民積極參與，為我國持續發展提供高度凝聚的集聚力、向心力及執行力。而這亦源自於對中華文化的自信與自強，而對文化的包容則是推動文化發展的起點。“敬人者，人恒敬之”，若然不包容別國文化、經濟、社會、政治的特色，如何取得他人的尊重。同樣地，文化的包容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已經成為了大國外交、小國統合的 “第一步”，澳門特區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結合中葡平台推動國際關係的持續有序發展，如何善用澳門特區長達近五百年 “文化熔爐”、“人類文明實驗室”的歷史背景，承擔中華文化的傳播者、創新者及實踐者的使命已迫在眉睫。除了在硬件的持續增強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的軟件落墨，建構包容文化的城市氛圍，才能構造文化之城的基礎。由此，文化構造必然與社會密不可分，只有社會包容文化的發揚光大，才能讓市民及遊客感受到澳門是一所真實的 “文化之都”。本文將以文化價值性、文化效用性，以及文化塑造性三點提出文化的包容是如何形成、如何構成，以及如何達成。

首先，文化價值性來自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歸屬感及自豪感。市民對文化有需求、有渴求、有追求才能構造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 “文化之都”才能在市民內心站得住腳，在經濟生活之外提供文化色彩，為單一的社會活動提供多樣性、多元性及多重性。強調文化發展亦代表對社會發展多樣性的支持，其本質是提供社會多元試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社會氣氛，降低社會發展的試錯成本，推動社會自主發展的主觀能動性。社會共融的出發點源自社會參與的熱情，以及公共權力的高度開放，在監管的同時提供社會彈性、社會參與，以及社會共融的機會，讓人民群眾擁有獲得感，增強參與構建城市的活力與動力，積極推動社會個人共同構建城市，構成社區性文化自治、生活自治的特質。文化包容的本質源自於高密度、高強度及高信度的社會交往，提速城市個人之間的交流，以及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共同溝通，構成文化間的互信與認知。比如，自澳門回歸以來，大量由公共資源支援的，以認識祖國為核心的文化交流活動，高度增強澳門市民與內地居民之間的認知與互信。同時，在 “一平台”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持續文化交流、2018年推動的中葡文化藝術節等，均高度提倡 “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微觀、中觀以及宏觀的交流模式，高度促進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文化、塑造文化、展現文化。

其次，文化效用性針對文化消費，大眾文化的認受性及小眾文化的邊緣性。文化的功能性推動社會多格局、多層次及多面向的發展趨勢，最終在互相競爭之中形成保護主體與保護客體，文化具象及文化抽象價值並存。面對文化的非功利性消耗發展，亦需面對社會不同範疇的挑戰與壓力，如何在政策保護上確保文化的永續推動顯得格外重要。傳統文化面對新興挑戰形成的 “高牆”，導致社會更新過程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礙，傳統與創新必然需要新舊配合，才能構造社會共融，若單方提出“一言堂”， “一枝獨秀”的主導模式，忽略社會多元主體、多元監管的集體共識，並不能充分體現“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長期以單極化取代多極化、一元取代多元、單向取代多向是忽略了文化的多重身份、多重結構，以及多重特質。發展構成單一性的社會認知模式，將高度削弱澳門的獨特性、典型性及特殊性。宏觀的文化是具有競爭性及包容性的，而這種文化結構它終將以平衡為依歸。如何善用澳門的制度優勢，將有助擦亮澳門文化實驗室的 “金名片”。澳門除了政治與經濟的高度發展以外，“文化之都”亦必然是確立澳門一國兩制 “模範生”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

同時，文化塑造性涉及社會自下而上及政府自上而下構成的文化價值觀。社會在面對大眾文化的商業模式，不少傳統文化藝術的領地被削弱，亦在文化持續發展中被時空所洗禮，最終失去其主導地位。因此，對傳統優秀文化的傳承及確定其重要地位甚為重要，引申出文化遺產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兩者的保育及保護。在保護文化的同時，更應該保護本土特色，切忌東風壓倒西風，對在地文化的包容，本質亦是對文化自信與自強的結構性塑造。文化的塑造可以從物質及非物質兩個方面着手，早於2005年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為大三巴及議事亭前地為核心的片區帶來了文化保育的契機，呼應了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價值觀。文化遺產在澳門深入發掘的過程中得到保留、紀錄及活化。除了物質文化遺產以外，文化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的持續增加，為澳門本地文化特色帶來關注，更應該結合澳門中西交融的歷史，體現澳門文化高度包容性的特點，中西共融、和而不同的特質，為澳門長達五百年的文化進行更細緻性、技術性的紀錄及評價。

最後，結合文化包容的功能性、獨特性及塑造性來看，文化價值的保育與推動作為社會凝聚的重要構建核心，以文化維度來塑造政府與社會結構，與傳統透過經濟價值推動社會管治的模式不同，文化包容以軟性的手法對社會總體進行重塑，在經濟硬條件達到一定水平以後，文化軟條件的高度推動將有助於回饋經濟及社會的持續發展，形成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文化包容的投放在中短期來看效用不明顯、不突出、不亮眼，但是在長期發展來看，文化包容對於文化之都的構造則具有不言自明的功效。比如，澳門地少人多，生活空間擠迫，但是卻具有務實進取、包容共濟、和諧穩定的特質，社會少有高強度的矛盾與衝突，這均得益於澳門長期以來文化塑造的協商主義，構成社會各界包容共濟的特色。在澳門社會組織高度發達的網絡中，社會矛盾能夠在內部進行消化，而核心原因來自於澳門市民文化價值觀的長期塑造，以文化包容為核心，連結澳門市民構成一致共識，建構和諧穩定的社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