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里斯本兩次三人展前後

把拙文主題改了一下後，腦海中更是一片空白。又或該說：腦中只是一片永遠做不完的展覽Orga（德文：工作安排）列表。

也在想，作為活動發起人（媽打沙律堅持要我這樣說），我又應如何去寫還沒有發生的展覽呢？當中有太多不能說的，但更多的，卻似是不知怎樣說。

這樣我想起二○二一年首次同媽打合作，參加柏林的《休息在格爾》（Arbeitspause im Görli）藝術項目時，跟着職業藝術家去“玩”，沒想到在其中，要說清我們究竟在做甚麼時，是那麼的困難。

或許真正使之困難的原因，是很多時把不同合作者、以及自己的各種想法和實踐都完全去階層化，成了毋須刻意聯結的一組繁雜的項目心智圖。

動機

我跟媽打和德國藝術家黛博拉伍德（Deborah Uhde）今年六月初到九月中旬，會在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的博物館辦一場三人展，中文展名暫譯為《飛便能度奇談》。要說到展覽的起源，我無法不說不是源自於要讓人看見的希望，也不能不說是為了友情和愛情而去做的。

似乎，這些原因在藝術作為體制、觀眾作為消費者的角度來說，都只是一堆廢話。

另一個更切身的原因，因為自己由於多種言語學習交錯而產生的磁鐵吸力式的慾望，要把腦中所有想法都同時放在一起。

記得曾不停在國界間遊走的時候，想到天堂是存在的：天堂是世間所有美好事物的總和。

不得不說，人在柏林時間太長，西方和歐洲都是無效的概念（我怕是又重複在寫這話了）：國與國之間的分別實在是太大了。理想化的葡萄牙（過去的美好學生生活）、波蘭（似遠亦近的家）、法國（沒有現實中德國的負面事情的鏡面）、比利時（永不屬於我、也從不曾屬於我的平地國）、星架坡（腦海中“西方”與“亞洲”的緩衝），再回到永遠停留在一九九○年代的澳門和中國內地，還有幾十種“亂”學過的語言，帶來的幻想的、虛無的、只限於使用語言時的快感的烏托邦，唯一能使之成為體制內（似是）有效的知識的生產方法，就是把這些以藝術之名具像化。

當中，尤其是渴望要把澳門、柏林、波蘭及葡萄牙聯結起來，一來源自於自身的情感，二來更是因為遊走，甚至說生存於各地間的唯一選擇。

里斯本《舌．言．吾》三人展

作為今年在里斯本的官方構關三人展的“試水”（testing the water）的重要一步，旅葡哥倫比亞策展人羅雷娜‧塔巴雷斯．薩拉曼卡（Lorena Tabares Salamanca）回應了我在葡展出的慾望，為我仨策劃了為期兩周的《Touching the Word with the Tongue》。我把展名譯成《舌．言．吾》。

葡題來得更乾脆，因為葡文中語言就是舌頭，英文則是要隔了一層古法文，
但還是舌頭。

世上多種語言中直接用舌頭指涉語言，或者就是在潛意識中，被忘記得最徹底的戀物癖（fetishism）。

這大概也是，我還沒有能跟友人黛博拉伍德有效溝通到的要點，因為儘管做的事情類似，想法卻大不同。

展覽中，展出的有黛博拉的散文電影《page changes》，同場內有掛起了她的幾幅絹印近作。對於這部實驗短片，我只能極強烈主觀地按照作品的梗概，將之認定是一次前德領膠州灣租借地及其後人（黛）的一次隔空對話的極多層次的視覺具像化。

《page changes》本來是黛的電影論文作品，是一件七頻道錄像裝置，完成於二○一五年，剛好跟我完成視覺人類學畢製《小說無用》的時間相若，但《Touching the Word with the Tongue》展出的二○二三年版本，好似是拙作在西方鏡像的另一邊：我在同場展出的《小說無用．回應》中用葡文寫出：（我要用）單語（暗指語言作為帝國的絕對權力）將這部（多語／文的）片子毀滅。

若以材料作為符號的話，黛博拉的絹印，也就在展覽中，成了同媽打的織物藝術創作的最大的、最直接的關聯。

所以，我跟媽打合作的《啟示》，作為同時平行解構衣物，作為文字以及文字作為文字的表達方式，要把（比喻中和一般意義中的）語言去戀物化的同時，把語言的戀物化（在理想中）推至（我自身的）極限。

結語於二次展覽前

或許要說的，根本沒有必要用言語說出來，重點似是完全跟說的無丁點關係，只有聽（讀）的、感受的一方才是最重要的部份。

說來或者甚為absurd：我完全不認為語言是我的主題，縱然視覺具像化後生成的直接產品多是文字。我深信，不論是視覺作品，即使是現在的字稿，也完全不是以語言／文字為重點，而是語言作為思考、距語碰撞，甚至是言語間無法捉摸的溫暖，才是我創作的重點。產生的、能看見的，更似是煲湯過後的湯渣。

（急急寫成於巴塞爾的family trip旅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