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讓音樂走出校園——評澳門管樂協會三十週年會慶音樂會

十一月七日，澳門管樂協會在巴黎人劇場舉行《三十年華．傳承樂章》三十週年會慶音樂會，由金沙中國呈獻，匯聚十八支澳門演出隊伍，並邀請法國青年音樂家參與。三十而立，對一個藝術團體而言，值得慶賀的不只是成立年數，更是多年工作能否在今天繼續發揮作用。筆者當晚最深的感受，並非來自演出規模，而是看見音樂如何從校園教育，逐漸成為不同年齡參與者生活的一部分。

長期以來，管樂協會在澳門多所大、中、小學承擔樂團培訓工作。學生在排練中學習樂器，也學習聆聽別人，理解個人聲部與整體音樂的關係。這些成果固然可透過比賽和演出呈現，卻不能只以獎項衡量。真正值得追問的是：學生畢業以後，是否仍願意拿起樂器？當學校的時間表和老師的督促不復存在，音樂還能留下甚麼？本次演出的澳門傳承管樂團，正好提供了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

學生樂團雖然也面對學業壓力，但在校園制度支持下，通常仍有較穩定的訓練安排。傳承管樂團則不同，團員大多已投入職場，部分更已為人父母。工作、家庭與排練彼此爭奪時間，集合一支完整樂團，遠非約定日期那麼簡單。他們能夠齊整登台，已是一種投入；然而，若評論只停留於感動和鼓勵，反而低估了樂團當晚展現的能力。

在筆者原先的想像中，這類樂團或會選擇較容易處理的作品，以有限排練維持演出。但林騰坤指揮的傳承管樂團，選奏John Mackey《幽靈器物》，令筆者改變了看法。這首作品以日本「付喪神」傳說為靈感，透過兩個樂章呈現器物獲得靈性後的不同性格；音樂包含音色對照，以及不對稱拍子帶來的舞動感。它未必屬最高難度的炫技作品，卻絕非把音符吹完便能交代清楚，樂團還須處理聲部關係與性格轉換。

令人欣喜的是，這次演出讓筆者聽見了超出預期的表現力。選曲的意義，不只在於願意挑戰，而在於樂團確實讓觀眾感受到，成年後繼續合奏並不必然意味藝術要求的降低。傳承可以保存昔日的友誼，也可以形成新的音樂追求。倘若往後能在排練條件與曲目規劃之間取得平衡，這支樂團便不只是校園教育的延伸，更有機會建立屬於自己的演出面貌。這是當晚明顯亮眼的一筆。

另一項值得肯定的，是整場音樂會採取成果展演的編排思路。協會旗下樂團眾多，週年演出很容易變成逐隊亮相，以節目長度證明工作份量。本次各樂團以兩首曲目集中呈現特色，讓觀眾在相對精簡的篇幅內，認識不同團隊的能力。這種由量轉向質的考量，既尊重演奏者的準備，也尊重觀眾的注意力。

在資訊迅速流動的年代，短而精不應等同追求刺激，而是要求策劃者懂得取捨。好的展示，須讓每個環節都有存在的理由。當晚由室內樂開場，再進入青年管樂團與嘉賓的合作，繼而呈現傳承管樂團，最後集合全體演奏者，觀眾不只聽到編制改變，也逐步理解協會的工作如何連接個人學習、集體訓練與持續參與。這使會慶不止是一連串節目的拼接。

開場安排青年音樂比賽獲獎室內樂組合，也頗具意義。木管、銅管與敲擊樂的小編制，將焦點帶回演奏者之間的合作，而非大型合奏的氣勢。獲獎固然是肯定，但讓成果回到公共舞台，才能使比賽不只停留於名次。對台下學生而言，這些演奏者不是遙不可及的名家，而是自己可能追上的同輩。協會由此呈現出澳門管樂發展風向標的作用：除了提供學習機會，也讓不同階段的成果獲得看見。

當然，成果展演仍有其限度。精簡編排有助觀眾掌握全貌，卻未必足以深入理解每支樂團的藝術取向。會慶可以集中展示，但往後仍需要較完整的專場，讓作品有充分展開的空間。三十週年證明的是累積，下一階段則要思考，如何把已建立的教育規模轉化為持續的藝術深化，而不只維持每年登台的數量。

本次邀請法國阿梅特家族三兄妹參演，同樣讓交流有了具體對象。長號演奏者Guillaume Amet、圓號演奏者Diane Amet與單簧管演奏者Baptiste Amet，分別與澳門青年管樂團合作。對本地學生而言，同齡或年齡相近的優秀樂手，往往比抽象的成功故事更具啟發。他們提供的不只是技術參考，也讓學生看見，音樂學習可以在家庭支持與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一條人生道路。

不過，音樂世家的意義不宜只歸結為天賦。言傳身教的重要，在於日常如何對待練習、合作與責任。音樂也不會自動令人品德高尚，真正的美育仍須在排練和相處中落實：願意準備自己的部分，尊重別人的付出，並在集體需要時作出調整。從這個角度看，台上的法國青年與成年後仍回來演奏的本地團員，其實提供了不同而互補的榜樣。

終曲《歡樂搖滾》則把這份教育成果轉化為共同參與。五百多名樂手加入合奏，協會樂團在舞台上演奏，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則在觀眾席參與。規模固然令人注目，但筆者更看重每一位參與者背後的學習歷程。如此多人願意共同完成一首作品，意味多年來的校園培訓，在這一晚有了可聽見的回應。大合奏的價值，不在於人數越多便越優秀，而在於讓學生知道，自己的學習並非孤立，他們也是澳門音樂生活的參與者。

一場週年音樂會，不能涵蓋三十年間的全部工作，卻可以讓城市看見一個團體如何累積成果。管樂協會的成績，不只在年輕樂手的進步，也在畢業後仍願意回來的團員身上。對筆者而言，這晚既是一份成績單，也是一封寫給澳門人的書信：文化發展需要長期培養，而培養的成果，最終要回到人的生活之中。當音樂走出校園，仍有人願意為它騰出時間，澳門文化藝術便多了一份可持續的自信與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