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視角下的文化治理–莫兆忠專訪

劇場視角下的文化治理--莫兆忠專訪

從四百多年前西方文化進入澳門,澳門這寸土尺地的藝術文化領域有了新的中西交融元素。戲劇在澳門的變遷,也是隨著西方傳教士為了在大三巴前與社區居民更好的進行溝通,借助戲劇的表演,故事也開始源遠流長。

五、六十年代是澳門娛樂相對匱乏的年代,有不少戲劇從電影中搬了出來,自成話劇表演,但他們沒有想到,幾十年後竟然有一群人,在記錄著他們的故事。

莫兆忠就是其中的一位記錄者。

九十年代初期,因為偶然一次學校的戲劇老師說澳門藝術節演出人手幫忙,莫兆忠開始接觸劇場界。到現在將近三十年的行業變遷,即使他把劇場工作從業餘學習過渡到職業發展,莫兆忠始終保持著對劇場的初心和熱愛,多年來不只是專注於澳門劇場史的研究,推動澳門藝術文化的整體發展,還有長達十年沒有停歇地開展演藝評論培訓的工作坊、交流平台,只為了「希望能有一兩個人留下來去做演藝評論。」

劇場視角下的文化治理--莫兆忠專訪

劇場人的「戲劇魂」

九十年代的澳門,能提供給年輕人做劇場的資源沒有現在的豐富,但在莫兆忠看來,資源少並不代表完全沒有,「我們那個年代,最初接觸的時候,是要靠自己去挖掘機會的,但就算沒機會,我也會去找,我的目標就是單純想去做。」

對比十年前的澳門,政府還沒十分重視文化藝術領域之前,從事藝文創作能拿到的資助比現在少之又少,但當時劇場的成本相對來說也不高,「2009年的時候,兩萬就可以做一個對我來說是大型的劇場了,但現在你說做一個藝術作品,設計師也不止這個數。」另外,戲劇的製作成本是相對其他藝術文化較高,一是因為舞台呈現的部分通常要佈景,中間就涉及到技術人員和佈景物資;二是戲劇不像舞蹈和音樂一樣,常常都有固定的演出者,長期也會有固定的學生上課作為收入,這些都不是戲劇的固定要求,「戲劇是很少框架的東西,不同於學鋼琴和學芭蕾舞那樣有完整的學習方法和內容,戲劇更加注重的是人,是戲劇人對社會的觀察,或者對不同文化的吸收,然後轉化成一個表演,這其中是一個綜合性的技術,不是熟能生巧、多練習就能完成的。」

二零二一年的十月末,澳門基金會及文化局聯合出版了《2019-2020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與《2018-2020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無論是對比文學卷的量還是類,澳門演藝評論卻顯得有些「人丁單薄」。類似於藝術節、藝穗節這種大型活動中的演藝評論,會吸引到許多評論者去撰寫相關的評論,但類似於一些比較小眾的演藝表演、小型節慶卻很少人去關注。但最近這兩年,莫兆忠會去特別關注一些非官方的劇場活動,希望能給這些有質量和態度的小眾劇場給更多人看見的機會。「評論會牽涉到資源,資源就是某個演出的宣傳資源有多大,請回來做宣傳的媒體有多出名,才會吸引到更多的人去看。一般靠純粹興趣去寫評論的人真的很少,畢竟大多人去看戲,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業餘的事,寫評論就是一個比業餘更業餘的東西。」無論是電影、音樂還是戲劇,澳門的藝文評論市場沒有香港的廣闊,香港的藝文活動交流十分活躍,但對於澳門的藝文評論發展,莫兆忠還是持有希望,他認為藝文評論也應該要成為藝術教育的一部分。「演藝評論還是需要成為一個獨立的範疇去發展,畢竟評論始終跟紀錄歷史有關,雖然它不是完整的紀錄一個作品,但始終是此時此地觀眾對作品的一個觀感。如果說戲劇是反映一個社會當時的狀態,那麼評論就是處於這個社會的評論者們怎麼去觀察這個社會,是與這個社會當下的整體文化有關。」

聊及戲劇教育,莫兆忠提到,假如澳門的戲劇學習不僅有戲劇研究和表演,還有戲劇欣賞和評論寫作,戲劇學習才是完整的。「當你看戲時,其中思考的訓練也會教會你看待社會事件的辯證思維。例如說某個廣告裡面你發現有歧視女性的成分在,那你是怎麼得來這個想法,這就是戲劇評論所教導的內容。」正如近代最多人關注的哲學思想家之一,米歇爾·福柯所思考的那樣,福柯的思維方式從尋找問題的答案轉移到為什麼會產生某個問題,引領大眾去思考「我們可以思考什麼」。藝文創作都是如此,藝術文化是一個地區的軟實力體現,是一個人的內在力量的源泉,當我們輸入的知識和內容足以豐富時,我們是否又懂得「向外輸出」,去表達我們的所感與所想,更好去思考我們的自身的價值所在和活著的意義,這就是藝術文化最根本的獨特之處。

劇場視角下的文化治理--莫兆忠專訪
劇場視角下的文化治理--莫兆忠專訪

文化治理的內蘊衝突

對於陸續出台的大灣區和深合區政策,跨區融合發展意味著有更廣泛的機遇,澳門也有不少民眾還是希望能從中尋求新的機會,但其中涉及到文化藝術發展的著墨並不多。對於藝文創作者如何在跨區融合中謀求更好的機會,莫兆忠認為,不必要說探討如何融入,更重要是尋求在大環境變化中找回自己的個性。「無論是跨區融合還是與不同的產業融合,例如說文化與旅遊、文化與體育,很多時候我們會不小心把藝術文化變成一種附加的價值,文化是可以往產業化發展為方向,但這種對於現時的澳門來說不是一種比較健康的方式,因為大眾還未對藝術文化的認知很清晰,有些民眾可能在街邊看到一些文創產品或者街頭表演,就覺得這就是文化,就是文創,但其實沒有那麼簡單。」相比歐洲城市人們視藝術文化是一個無需解釋的生活必需品,華人社會普遍比較務實,更注重實在可見的事物,從而忽視了內需的東西,「如果文化藝術的本質在大眾的生活中沒有打好基礎,民眾還沒有對藝文重視的意識時候,就為了促進經濟而很快的結合了很多東西,我很擔心有一天會演變成一種,只有到學校做交通安全的舞台劇宣導、去社區做能讓人打卡拍照的畫畫,我才能去做戲劇,這樣文化藝術才有存在價值,但我們都知道並不是。藝文的價值是無法去量化的東西,它的價值是改變一個人的素質和內在、形成人的想像力的這些價值,它無法從產值GDP去衡量,但它會越來越顯現一個城市的整體氣質和活力。」

雖然目前的澳門還沒有非常清晰的文化政策出現,但在城市管理的層面上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文化治理。類似於近十幾年的國內文娛行業,除了螢幕技術的提高和粗淺的情懷或道理吸引大眾外,對於藝文作品的精神內核的本質上,反而呈現一個倒退的狀態。澳門的藝文創作的自由度比大陸地區要高,但在澳門的藝文圈,對於如何平衡「以經濟效益為目的的商業創作」和「以純粹實現個人價值的藝術創作」,對個人和政府來說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政府對文化藝術的價值定位其實是隱藏的,例如說文化局和旅遊局舉辦的一些藝術節慶活動、澳門深度遊,這些就是一個文化事件下形成的隱藏式的文化定位,而這些事件下又會產生一些藝術創作的工作機會、製作提供旅遊售賣的文創產品,這些對於全職從事藝文工作的人來說,它是一個解決生存問題的機會,尤其是現在的疫情時代。但我們還有生存空間以外的價值需要實現,政府又是否可以提供這樣的空間和機會給我們去做一些純粹的創作,還是值得去探討。文化治理並不是簡單的做些什麼措施就能做到的治理,而是需要引導人們如何從心滲透於自身的思想的治理。」莫兆忠說道。

一個具有豐富多元文化的社會不會只有一種聲音,一個藝術創作自由度高的地區也不會只有一種藝術創作主題。面對當今的澳門,在人們基本的生活素質和社會福利政策都達到一定的國際水平,政府已經引領民眾完成外在低層次的需求時,又該如何能做到在一定程度的文化治理中,更好的完善市民的所擁有的文化權利,提供一個更好的大環境給民眾實現內在的自我需求,這還是需要我們一起去探索的。

發佈者:何曉桐,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s://fantasiamacau.com/2021/12/27/%e5%8a%87%e5%a0%b4%e8%a6%96%e8%a7%92%e4%b8%8b%e7%9a%84%e6%96%87%e5%8c%96%e6%b2%bb%e7%90%86-%e8%8e%ab%e5%85%86%e5%ae%97%e5%b0%88%e8%a8%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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