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事業的困境——專訪李兆康先生

自疫情後，澳門政府開始將發展文化事業及文化產業的責任分配到私人企業，以求減低發展文化的巨大開支。在六大博企承接着推動的一連串演唱會下，激發了文化商業化的發展模式。李兆康身兼聲樂協會音樂總監及爵士樂推廣協會理事長，稱本地文化事業並未從走出疫情留下的陰影，原因是協會對政府新緊縮及市場化政策感到擔憂。

緊縮政策

十年前，澳門正處於經濟飛騰時期，在強大的經濟收入支持下，孕育不少本地社團。李兆康所負責的兩個社團也是在這個時代下得以發展，除了建立本地愛好者的基礎外，更培養了一批出外作學習專業的新一代。大量的組織和活動湧現時，也帶來亂象，當中不乏受民間討論的天價活動和完成度低的項目，與他的理念大相徑庭。

如今大環境底下，他不難理解政府要大減文化支助。澳門的文化發展也是百花齊放，他明白政府要做到完全公平處理的難處。“正如聲樂同爵士樂，你要用同一個標準衡量兩者是非常困難。所需開支，場地，表演模式及其對社會影響力都大有不同，如何成為一個能服民心的評判，建立有一個公正透明的評估機制並確保資金用於正確的地方，正是政府要去成就之事。”因此，李兆康認為有政府需要優化評估制度，考量推廣性及專業性外，更要了解每種藝術文化的特殊性來作更適合的判斷。

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

文化產業是利用文化為賺錢的工具，文化事業的首要目標是提升地方文化水平為基礎而去謀生。李兆康指出，兩者當中會有關連，甚至是互相依賴。“最近澳門盛行的私辦音樂比賽便是一個依靠多年音樂事業發展出來的產業，它對文化事業又有一定的正面影響。多得本地的音樂比賽，讓更多人對音樂產生興趣，進而投入學習和參與。”他也強調了不應讓文化事業完全依賴文化產業，這樣會使文化事業失去其本質。他舉例說：“音樂比賽的確可以帶動音樂市場的發展，過度商業化，卻可能會讓比賽失去對音樂藝術的尊重。”

李兆康更能體會到兩者的分歧，並對政府將文化大幅度市場化的策略感到擔憂。“現在政府的態度就好像覺得我們藝術團體在多年的支助下，現在要開始‘獨立’，自力更生了。”事實上，經營社團除了要奮力樹立自己的形像外，也要面對人員流失，財政困境等問題，本身社團結構是為了提供市民藝術平台為初衷，並不適合轉營為商業模式。在三年疫情的衝擊下，社團能站得住腳已經是萬幸，政府卻以已到了“成熟”階段的理由而盼望澳門社團可以商業化，讓李兆康認為政府確實有點離地。

李兆康亦擔心政府開始將發展文化責任推給私企的成效。“現在私企與社團中間便如隔着一條鴻溝，政府希望你過到對面，但中間連橋都沒有，甚至連對岸都看不見，談何合作？”李兆康也有提及到多年前與博企的小合作，他認為要確實建立私企及文化事業的橋樑是十分困難。“即使未來有博企想舉辦爵士音樂會，他們必然會請國際級樂手來澳，才能符合經濟效益。我們任其量只能充當為中間人角色，對本地團體幫助實在有限。”

私企的目標一定是做就文化產業嗎？李兆康認為未必，正如香港的九大藝團在政府與商界共同支持下，成為了香港文化事業之柱。李兆康指出自身也獲得官樂怡基金會的支持，有幸多年在其基金會免費舉辦兩協會的活動。“官樂怡基金會對藝術發展的熱情及貢獻在澳門非常難得，無論以後文化事業的路如何，當中肯定是需要政府及這類機構的不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