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六十年代大三巴牌坊下的考古故事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澳門，是一座淳樸的城市。在城市高處，聖保祿教堂前壁，既蒼涼又頑固。它身後的土地，自1835年那場吞噬教堂及其學院的大火後，早已淪為被遺忘的廢墟，任憑野草蔓生，泥土逐年掩埋宗教與知識的痕跡。

這片遺址命運多舛，首先是在1837年被闢為公共墓地，沿用至1854年；其後於1878年，墓地遷移至舊西洋墳場，殘存的斷壁危牆被夷為平地，改建成一片寧靜的花園草坪。然而，土地是有記憶的，即便表面鋪上了綠意，地底深處依然封存着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以及那些隨大火與歲月沉寂的往事。該遺址後來被視為名勝古蹟，正式成為大三巴牌坊古跡博物館。

發掘概況

1960年，一位澳督副官阿馬羅中尉（Fernando da Silva Amaro）被任命為大三巴牌坊古跡博物館館長。他不僅僅是一名軍官，更像是一位“探險家”。阿馬羅在查閱歷史文獻時發現，大三巴牌坊側、大炮台前方那片看似尋常的坡地之下，原是聖保祿學院遺址。於是，他呈請澳督批准考古發掘，這是一場主動性考古發掘工作，首次嘗試通過發掘，揭示出大三巴牌坊的歷史面貌和深層內涵。

阿馬羅的計劃，透露出當時的文化遠見。那次考古，不僅保存澳門悠久的歷史，更致力於研究三百年前的建築材料和圖案裝飾等細節，並搜尋當年傳教士的遺物，窺知他們昔日的生活面貌。

他表示，考古發掘完成後，將於遺址四周加設欄杆，並印製中、葡、英文的小册子，說明各方面的歷史價值，以吸引外界更濃厚的興趣，促進澳門旅遊事業的發展。在澳門歷史建築尚未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年代，這種將考古、研究、公眾教育與旅遊發展融為一體的構想，無疑具有前瞻性。它想讓沉默的遺跡開口說話，使廢墟轉化為一座橋樑，重新連結過去與現在、澳門與世界。

根據相關報道記載，大三巴牌坊的考古發掘始於1960年2月。那時的遺址已倒塌多年，深埋於泥土之下，幾乎無跡可尋。考古工作，正是在這片土地上展開一場細緻的解剖。

第一區位於大三巴牌坊側、大炮台前方。歷時二十餘日的挖掘，在面積約為方橫二丈（約6米正方形）的探方中，逐漸顯現出兩間以厚泥築牆的小室，其中一間地面鋪滿紅色小階磚。我們想像，陽光曾透過某扇已不存在的窗，灑落在紅磚地面上，也許有傳教士曾在此祈禱，也許有學者在此埋首於書籍中。這些遺跡所承載的，不是宏大的歷史記述，而是具體而細微的“日常性”。

第二區位於大三巴牌坊大門內。挖掘較為簡單，僅挖掘兩處深坑，長寬約四五尺（約150厘米）、深五六尺（約150厘米）。除了僅在發掘初期，發現數塊刻有“38號”、“17號”等阿拉伯數字石板，別無所獲，其後探方被回填。

第三區在牌坊後方空地，約三分之一地段向下發掘了五六尺，共歷時一個多月。發掘過程中出土了部分人骨，並發現深約五六尺的地基結構，其中分佈以磚砌成的長約一公尺、寬半公尺的格位，顯然用於安葬遺骸。至考古發掘工作結束前，共出土約四十具骸骨，身份未明，但其中有遺留傳教士黑衣銅鈕數枚，故可推斷為傳教士之墓。

發掘期間，引來不少居民與遊客圍觀。為了保護遺址及維持工作秩序，每日有警員駐守，並以鐵絲網圍封通道，禁止進入。

當時，考古發掘的負責人阿馬羅中尉曾接受《華僑報》訪問，展現其對考古與澳門歷史的熱忱。可惜的是，考古發掘自2月持續至5月，卻“突然被奉命停止進行，原因未悉”。這突如其來的停止，留下了無盡的懸念，是經費用盡？是政治考量？還是發現了某些需要被重新掩埋的秘密？我們不得而知，歷史中常有這種令人遺憾的頓號。

值得一提的，阿馬羅中尉於同年5月出版了《Achegas para a reconstituição histórica da fábrica jesuita de S. Paulo de Macau》一書。這本著作，是重現聖保祿學院遺址的歷史價值。它如同一份誠摯的備忘錄，告訴後來者，這裡仍有值得深掘的東西，以在另一個維度中延續其生命。

發掘意義

綜觀六十年代的考古，其價值遠不止於幾間小室、幾件骸骨等的發現。它展現了從“古跡發掘”到“意義保存”的觀念過渡。發掘目的已不僅僅是保護學院遺址，試圖理解一個完整的歷史文化。關注建築、材料、遺物，意味着將歷史視為由具體物質與日常生活構成的整體。

阿馬羅結合考古、研究、公眾教育與旅遊發展的藍圖，預示了數十年後文化遺產管理的全球性共識。那次發掘工作的中斷，使這份藍圖成為一項未完成的任務。直至1980年代底，大三巴牌坊的考古工程啟動，才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這份遲來的預見。

歷史的拼圖，往往是由無數前人接力拼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那場系統性考古工作，並非無源之水。早在六十年代的春天，一位充滿熱情的軍官“探險家”，已帶領少數工人，在鐵絲網後、警員的守望與公眾的好奇目光中，悄然埋下種子。無論過程多麼短暫或不完美，都是在為這座城市的記憶，添上一道不可抹滅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