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便能度：記再返「世界最快樂的（前）殖民地」之後

我想念書寫——以那種混亂的、西化的、語法不穩定的港澳中文來書寫。在不穩定的條件之下，書寫發生了偏移。它不再是表達的行為，而更像是一種對語言效率的要求：一種在編輯上可運作、可辨識，且愈發能被人工智能處理的語言。在這種轉變中，有某些東西正在流失——不僅是表達，更是一種曾經沿著不規則展開的思考方式。

我的身體曾短暫地在澳門與香港。如今，輪到我的文字，間歇地返回那裡。

我所仍可動用的，是一種我稱之為「歐洲語言」的書寫，它總是在預期將被翻譯成我外交式地稱為「亞洲語言」的狀態中生成。這種預期並非中性，它在思想尚未成形之前，便已重新組織了思想。

這趟旅程似是漫長又如夢般短促：從里斯本／卡斯凱什（西歐夏令時間），到克拉科夫／卡托維治（中歐夏令時間），再到香港／澳門（GMT+8），然後，一個月後返回柏林。身體上，它令人疲憊；語言上，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令我不安的是，我幾乎沒有感覺自己真的「移動」了。在葡文與英文中，我感到共鳴——甚至是一種熟悉的流暢。然而在廣東話裡，我卻時常感到陌生。本應使我立足的語言，反而製造了距離。同時，我所使用的「歐洲語言」並不讓我感到被我掌控；相反，它似乎支配著我。我發現自己甚至在最親近的人面前，也堅持說英語，只為讓瑪打能夠參與其中。這個微妙卻持續的選擇，使我進一步被移置。語言不再只是連結的媒介，也成為一種安靜運作著的疏離機制。

因此，我前往那些我稱之為「最快樂的（前）殖民地」的旅程，與其說是穿越地理，不如說是在一座移動的城堡之內循環。

這兩座（前）殖民地，只能以碎片的形式被接近：濕熱的空氣、氣溫、食物，以及我所謂的文化差異所引發的神經性緊張——而這種緊張，又反過來影響了我最親近的人。只有在說廣東話時，或是在面對來自上海的內地遊客、彷彿成為一個「真正的」本地人時，我才算真正「落地」。即便如此，我意識到，在那兩週之中，唯有與最親密的家人交談時，我才大約有七成的感覺，覺得自己真的站在地面上。

當我停止說「我的」語言時，我便回到了城堡之中。對於無法理解我們的人而言，那座城堡是堅實的；對於能理解的人而言，它卻奇異地多孔。在其中，我們說德語——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在各自的個人語體交錯的不穩定區域中發言，那是我與瑪打之間的交集。

這次前往香港與澳門的旅程——這兩地在某種程度上既可被爭議地、也可被辯護地視為「世界上最快樂的（前）殖民地」，並正逐漸融合為一座巨型城市——這一整合，實際上構成了總策展人方敏兒與策展人楊桐之策展概念的背景。他們將該地區與柏林及法蘭克福連結起來。而我們自身的情感地理，則進一步延展了這一網絡，將里斯本、克拉科夫與卡托維治納入其中，同時仍糾纏於與柏林長達十年的愛恨關係。

展覽《顯像與索引之間》於香港浸會大學的兩個展覽空間展出，並與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合作，並獲波蘭總領事館名譽贊助。支撐這個展覽的，是作品本身的物質移動。由我們與楊桐攜帶的紡織作品，從柏林與里斯本出發，經由克拉科夫、法蘭克福與伊斯坦堡，最終抵達香港。

這些物件，攜帶著超越我們在場性（presence）的歷史。

我消費（化）了班雅明的一種說法：物件本身擁有語言。它們不只是再現——它們在發聲。它們在不需辯解的情況下進行指涉。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比我們也更有效地能旅行。與藝術作品不同，我們必須主動開口。我們的軀幹中的思緒需要語言才能被理解；我們的存在並不自動發聲（因為我不願意在沒有發言的情況下被理解）。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比隨行的物件更不擅於承載意義。

當我們持續說著這種「歐洲語言」時，我們在氹仔漂流——從一間便利店到另一間便利店，從一杯奶茶到另一杯奶茶。那感覺彷彿我們被包裹在由語言構成的使館空間之中：既受到保護，也受到限制。我們辨識出某些邊界，卻未曾測試——並非因為它們不可見，而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些詞語，即便在看似「安全」的語言中，也不應被說出口。

瑪打注意到我所忽略的事。在一個葡萄牙家庭中，日常用品與歐洲所見幾乎無異；然而在我們的廣東家庭住宅裡，來自澳洲、韓國與中國大陸的進口商品無所不在。流通並不均勻，熟悉也並非普遍。即使是浴室的架子，也成為一幅地緣政治的地圖。

這趟旅程中最觸動我的，並不只是不同生活形式或幸福模式的交會——這些模式由各自不同的歷史與結構條件所塑造；也不僅是某些語言可能性在我仍稱之為「家」的地方逐漸被邊緣化。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一種單一的主導性幸福形式，正在開始取代所有其他快樂方式。

這種取代，並未消除幸福本身。

它使幸福標準化。

人們終將變得幸福。然而，在這種語境之中，幸福並非一種穩定狀態，而是一種重新配置。困難之處，不僅在於習慣的改變，更在於思維方式的轉換——而這往往只有在舊有思維消失之後才會發生。

我想到柏林，有一天，它將吸納其在布蘭登堡中政治上分歧的周邊，消融那曾被視為不同世界之間的邊界。我也想到瑪打成長的波蘭地區——一個曾在不同歐洲強權分割下形成的地方，那裏的可見差異曾標誌著政治歷史，如今卻正退隱為更細微、幾近不可察覺的差異。

消失的並非差異本身，而是其可讀性。

然而，我仍然流淚了——因為被如此深切地愛著——被一種完全不經由語言的溫柔所承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