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隱喻與離散感知：體制人類學自我民族誌一篇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舉行兩場展覽開幕，以歡迎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岑浩輝自二〇二四年上任後首次正式訪歐。其一為《鏡海融光：澳門與中西文明互鑒五百年》，由岑浩輝親自見證、主持開幕，另一展覽《中國文化之窗》同日由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出席下揭幕，作為整個訪歐行程相關活動的一部分，兩者均由澳門文化局合辦。

由於健文與中心之間的制度性學術關係，中心主席門德斯教授要求他負責當日的影音紀錄工作。在整個拍攝與紀錄過程中，瑪打沙律亦以嘉賓身份在場，並逐漸作出具思考性質的拍攝，參與到我們持續進行中的藝術研究實踐之中。原本看似單純的制度性紀錄工作，慢慢轉化成一場關於象徵的有效性（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經典的“l’efficacité symbolique”）、文化翻譯、身體性與離散自我（the diasporic self）生成的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ic）理論化行為。

拙文生成於一個交錯位置之中：一方面，它延伸自關於跨語、藝術自我民族誌與澳門離散情感記憶的人類學研究。另一方面，它亦嘗試思考語言、儀式、影像與制度性具體展現究竟如何塑造當代文化經驗本身。整個外交場景，逐漸展示出語言、身體、象徵結構與意義生產之間的理論創新的關係。

這場訪問慢慢顯現為一種雙重存在：它既是一個需要被記錄的官方交流場合，亦是一部重新組織感知、情緒、制度歸屬與離散身份的象徵裝置。里斯本澳門科文中心在那天短暫變成一個特殊空間，其中語言、影像、儀式、外交與身體存在同時運作。

整個活動期間，健文同時佔據多重而互相重疊的位置：視覺人類學研究者、藝術家（artist）、與中心有聯繫的研究者、在澳門記者團旁邊流動的觀察者，以及身處葡萄牙制度空間中的澳門離散主/客體（sub/object）。這些位置始終流動不定，並不斷透過語言、影像、禮儀與表徵（representations）被重新協商（negotiated）。

有些時刻，健文甚至像一個流動的投射凝聚體：澳門、中國、離散、跨歷史性的葡語世界想像，以及某種制度性的他者性，在身上短暫重疊。

瑪打在整個活動中則同時以受邀嘉賓、攝影者與藝術家身份存在，並逐漸成為健文理論化為“共同自我（co-self）”的存在：一種透過藝術親密性（intimacy）、共享感知與共同創作所生成的集體自我民族誌主體延伸。她的位置有意識地維持於一種曖昧狀態之中，介乎嘉賓、觀察者、協作者與自由學者之間。

她並不只是單純觀察整個紀錄過程，逐漸將攝影焦點重新轉向健文：當他穿梭於不同語言系統、制度期待、代表性角色與儀式性編排之間時，她開始拍攝那個正在拍攝的人。

人類學家本身，成了民族誌對象。這也是自我民族誌在研究（不論是集體或個人意義上的）“自己”本身時更能有效地測試人類學倫理的應有界線。

瑪打回顧，作為受邀的藝術家，她對整場活動的感知，與其說首先來自公共政治論述，不如說來自一種視覺結構：移動、準備、等待、節奏、空間張力、服裝，以及行政長官與代表團抵達前後那種快速轉換的儀式性（ritual）調度。由於她始終部分處於整個活動主導語言系統之外，她對手勢、時機、氛圍，以及官方程序內外發生的非語言協調，變得異常敏感。

在一個被葡文、廣東話與普通話充滿的空間裡，我們之間的德文，形成一座短暫的語言孤島。它成為一種私密媒介，使即時觀察、情緒反應與方法論協商得以流動。英文偶爾則作為與其他組織者與嘉賓接觸的次要語言出現。對瑪打而言，許多互動在語言上始終只有局部可理解性；但正是這種位移感，反而令她更敏銳地感知整個活動的感官與身體層面。

當行政長官抵達時，整體氣氛由排練狀態切換成高速運轉。原本從邀請名單中陸續聚集的嘉賓，由工作人員重新引導至指定位置。記者們則迅速重新組織，以尋找最佳拍攝角度，同時又避免阻礙代表團移動。

健文緊貼整個訪問流程，與記者團及制度工作人員一同穿梭；而瑪打則拿了一部手提電話，在人群之中跟隨着健文拍攝。

整場訪問的速度與多元化本身，製造出一種奇特的感知狀態。當一個人負責紀錄時，雖然身體在場，卻無法真正完整經歷正在發生的一切。注意力被迫收窄至某些手勢、某些移動與某些稍縱即逝的視覺碎片，大量同時發生的層次則直接逃離感知。

不同媒體在展覽空間不同角落，以不同語言錄製總結；制度人物、外交代表、表演者、翻譯、記者與嘉賓則持續形成一個暫時性的群組，彼此靠近、分離、重疊，然後再次分別。

從瑪打的角度看，健文似乎同時穿梭於多個制度、語言與象徵世界之間，也許部分原因在於他過去的行政工作經驗，以及後來逐漸發展出的藝術-人類學實踐。然而，這種流動能力，亦使他無法持續加入於任何一個群體。

離散主體始終在重疊結構之間持續移動，卻從未完全穩定於其中。

當我們大約早官方活動一小時抵達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時，整個活動其實早已進入某種編舞式展開狀態。

花園中，一排排黑色椅子正對着印有展覽圖像的大型背景板，後者同時作為制度場景與儀式性舞台。地上貼有數字，標示着稍後受邀代表剪綵時應站立的位置。穿着深色正裝的工作人員、組織者與制度代表，則不斷重複排練移動、入場、時間控制與空間協調。

在這種可見的禮儀機器背後，另一種準備亦同時展開。

我們遇見粵劇演員時，他們尚未完全穿上最外層戲服：中介層布料、以膠帶與髮夾固定的髮型，以及完成的臉部妝容，同時表露於過渡狀態。不遠處，準備舞龍舞獅表演的演出者，則快速穿梭於空間之間，手持碎片化的服裝結構與表演物件。

瑪打形容，那個氣氛像是藝術家們同時在“包裹”與“框架化”整個制度性活動本身。一邊是準備儀式性登場的表演者；另一邊則是透過攝影機、手勢與碎片感知，重新翻譯整個編舞過程的藝術家。

葡萄牙本地舞獅表演者、來自澳門的武術團體、制度代表、外交人物、受邀嘉賓與文化表演者，共同構成一個高度密集的符號場。健文身上的中式滿族風格服裝，也不斷引發關於可見性與“中國表演”的討論。因此，服裝與視覺呈現本身，逐漸成為整個象徵環境的核心部分。

在那一刻，服裝成為一種羅蘭巴特色的符號，身體亦進入活動之中，成為象徵材料。

語言在整個活動中始終無處不在，但並非所有東西都能，或需要，在每一刻被完整翻譯。普通語、葡文、廣東話，以及大量碎片化手勢同時流動，經常需要透過猜測、局部理解、重複或直覺導航。意義很多時候並非來自語言的精確性，而來自節奏、時機、姿態、視線、距離與制度氛圍。

整個活動揭示出一種與澳門本身高度共鳴的跨語狀態：語言之間更多透過不斷變動的接近性共存，而非固定的層次。

意義反而透過語言系統之間持續移動、局部翻譯、身體協商，以及超越單一語言的情境性共同理解而生成。制度儀式、多語言演講、編舞式移動、影音中介、服裝、儀式性手勢與精心安排的相遇，不斷將原本分散的歷史、政治與情感張力，重新組織成可被閱讀的文化敘事。

整個活動並不只是“代表”澳門。

它透過制度與儀式性的展現，主動生產一種關於澳門的象徵的可理解性。因此，浮現出來的，並不只是一次外交聚會，而是一部能夠令碎片暫時獲得一致性的儀式裝置。

整場活動中，“橋樑”、“交流”、“相遇”、“文明間的對話”等表述持續出現。這些語句本身就在組織感知，塑造歷史連續性、文化接近性與制度合作如何在整個儀式環境中被集體想像。它們的有效性，不再只依賴語詞本身，而同時依賴建築、編舞、影音中介、手勢、翻譯與身體參與。

後來重新觀看素材時，我們清楚意識：攝影機從來沒有佔據一個真正中立的位置。拍攝本身持續在觀察與參與、制度紀錄與感官協商之間來回移動。攝影機不再只是紀錄工具，更像一部位於儀式、記憶、制度與離散自我之間的中介裝置。

整場活動，不只是澳門如何在國際上被代表，同時亦是離散主體如何透過參與這些象徵與制度性的展現，而被重新組織。

因此，自我民族誌不再是一種內省式告白，而是一種方法學：它用來觀察感知、身體、語言與制度歸屬如何持續彼此重塑。觀察者不再只是暴露某個人類學上的“他者”，逐漸把象徵分析重新轉向自己的制度生成。

直到最後，人類學家本身成為田野。

問題從來不是：人類學究竟應該優先選擇語言還是影像、結構還是感覺、理論還是藝術實踐。

（拙文為張健文於里斯本新大學、澳門科學文化中心與葡萄牙人類學研究中心進行之藝術與研究實踐的一部分，研究獲葡萄牙科學技術基金會支持，瑪打沙律則以緊密的人類學與藝術協作方式參與其中並合寫拙文。由張健文獨自撰寫的原文本身的認知人類學參考理論內容並未列入拙文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