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號的肌理中，重構城市集體記憶：澳門設計師歐俊軒創作個案研究

文/ 劉格拉 郝聰穎 安一帆 李鎧鑫 程琦 林冠程

（澳門理工大學跨領域藝術碩士 – 藝術與人文思想課程）

前言

筆者對澳門設計師歐俊軒的創作實踐，保持着持續的關注與學習。從「澳門經典品牌」項目重塑老字號歷史記憶，到「MINIMART：曼谷澳門設計」實現跨地域文化對話，再到 Adobe InDesign 2022 全球啟動頁《DNA》完成澳門設計的國際輸出，縱觀其創作歷程，對澳門本土文化與居民集體記憶的深挖與詮釋，貫穿歐俊軒的創作脈絡。身為 UNTITLED MACAO 工作室創辦人、2021 年澳門文化功績勳章得主、2025 年國際平面設計聯盟澳門唯一入選設計師，歐俊軒的創作實踐，持續回應兩大命題：視覺設計何以成為介入城市文化重構與集體記憶活化的有效路徑？本土日常的集體記憶，又該透過何種現代設計語言實現跨域傳播？

本次研究以針對歐俊軒開展的半結構式專訪為核心資料，結合其工作室官方的一手資料，探討其二十餘年與澳門城市共生發展的創作軌跡。誠如城市文化發展規律所示，關於本土設計、城市集體記憶的研究，都無法脫離這座城市真實的發展語境。歐俊軒的創作，正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轉型背景下，本土設計師參與城市文化建構的範例。

本文將從三個維度論述：其一，以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作為核心學理基礎，輔以索緒爾符號學為分析框架，剖析設計師透過視覺符號重構，完成澳門本土集體記憶的載體再造；其二，結合其個人成長與職業歷程，探討這位本土設計師的創作初心如何生成，並梳理其與澳門城市轉型進程的深層關聯；其三，以在地性與國際化的辯證關係為切入點，結合其跨域設計實踐，反思其創作對澳門本土設計行業的啟示。最終，筆者希望通過本次研究，探尋何為真正「澳門集體記憶」，重新思考設計在城市轉型中的人文價值。

一、集體記憶的活化：當設計成為抵禦遺忘的媒介

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於《論集體記憶》指出：「集體記憶具有雙重特徵，它既依賴於群體所處的社會結構，反過來塑造着群體的身份認同」（哈布瓦赫，2002）。集體記憶並非個體的獨立感知，而是群體共建、代代傳承的文化資產，是建構地方文化認同的基礎。對於集體文化認同來說, 共用的記憶和共同的命運感一樣, 對其生存非常重要（史密斯，1991）。在此基礎上，本文引入索緒爾符號學作為主要分析框架，將澳門市井元素等拆解為「能指」與「所指」，以此探討設計師如何透過視覺轉譯，讓城市記憶獲得穩固的傳承載體。

將這一理論投射到澳門城市語境中，不難發現其正面臨的集體記憶傳承困境。長久以來，外界以「博彩旅遊城市」單一標籤定義澳門，大三巴等旅遊強符號的能指與所指被徹底綁定，遮蔽了本土居民真實的市井日常記憶。伴隨城市更新，承載數代人生活記憶的老街巷、手寫招牌等市井視覺痕跡快速消逝，活態的記憶傳承環境瀕臨瓦解，是本土設計師需要不斷直面與解決的時代命題。

歐俊軒多年的設計實踐，正是對該命題的持續回應，涵蓋公共項目、商業品牌與藝術創作多個維度。2018年其為澳門經濟與技術發展局打造的「澳門經典品牌」視覺系統，是早期活化本土記憶的代表性實踐。項目旨在保護與升級澳門資深老字號品牌，標誌融合葡式瓷磚紋理與中式格窗線條，結合字體、印章等元素，以「窗戶」為隱喻詮釋老品牌的歷史底蘊；同時復刻澳門舊式商業廣告美學，搭配現代設計手法，實現跨年齡層的文化共鳴。這也恰恰驗證了其訪談中所提的「從舊的元素裡找到新的探索」創作理念。

從索緒爾符號學邏輯來看，這些被旅遊話語長期邊緣化的日常細節，能指是澳門街頭隨處可見的視覺肌理，所指是本土居民數代人共享的生活史與集體記憶。這一創作邏輯，同樣貫穿於他的本土商業設計實踐中，2024 年完成的源滿記（雲門基餐廳）品牌項目，該項目以澳門茶餐廳的市井文化為核心，將廚師揮舞炒鍋的武術精神、老店數十年的工匠修煉內核，與復古霓虹燈招牌、街角口號等懷舊視覺元素融合，以鮮豔的色彩與動態構圖，還原了澳門巷弄茶餐廳的熱鬧氛圍，更將市井聲音，轉化為這座城市樸實包容的靈魂隱喻。

而《澳門記憶》系列藝術創作，聚焦被大眾忽略的微觀城市記憶，將老街手寫招牌、老地名牌等零散符號重組，讓瀕臨消逝的集體記憶以全新的視覺形式留存下來。

二、創作底色的鑄就：個人歷程與城市語境的雙重塑造

在與歐俊軒的訪談中，筆者始終有一個極為清晰的感受：他的創作從來都不是脫離現實語境的藝術表達，而是與其成長歷程、澳門這座城市的發展脈搏，深度嵌合、同頻共振的作品。他強調：「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要刻意去追求所謂的『國際流行』。每個設計師都是在自己所在的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我們需要了解這個地方的文化根基」，這句樸素的表達，解開了其創作邏輯的密碼。

這種深植與本土的創作底色，是緣起其中學時期畢子融的專業啟蒙。作為澳門理工大學早期的華人校長，畢子融早年赴英國、紐約藝術院校深造，後將系統的設計教育體系引入澳門。中學時期，歐俊軒每周都會前往恩師的工作室學習，「做任何事都要先問自己為甚麼（Why）」的理念，成為了他職業生涯價值根基。這更讓筆者意識到，其後續針對澳門本土集體記憶的視覺轉譯創作，正是始於對「為甚麼要（why））、要傳達甚麼（What）」的本質追問。

此後澳理大的專業求學，為他奠定了系統的專業基礎。求學期間，他先後前往北京、廣州、深圳的設計工作室實習，在跳出澳門本地視野的同時，清晰地認清了澳門本土文化的獨特價值。這段成長軌跡，亦與澳門前輩設計師的鋪墊密不可分。他多次提及，馬偉達、洪駿業、周小良等前輩，早已通過國際賽事與創作實踐將澳門設計帶向外界，讓行業看到澳門設計的創新性與文化探索性，為後輩鋪平了道路，自己也正是受前輩們的影響，才一步步堅定了本土創作的方向。

2021 年澳門文化功績勳章、2025 年 AGI 會員的雙重認可，正是個人成長與城市發展同頻的最佳見證。他直言：「這兩個榮譽不單只是我個人的榮譽，是我們身為澳門設計師的整體榮譽。我得到這些，不是因為我一個人，是我們這個行業的積澱，是前輩們墊下了底基。它意味着政府與國際行業對於澳門設計師的認可」（歐俊軒，2026）。這份對行業的敬畏、對城市的歸屬感，最終匯聚成了他「以設計傳承澳門本土記憶」的核心創作母題。

三、在地與國際的平衡：本土集體記憶的跨文化轉譯

在澳門本土設計的發展進程中，在地性與國際化的關係，始終是本土創作者無法迴避的命題。長期以來，業界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誤區：要麼一味迎合國際潮流丟失本土根脈，要麼固步自封，將本土符號簡單化處理，最終淪為孤芳自賞的懷舊展品。歐俊軒的實踐給出了啟示性答案：在地性從來不是國際化的障礙，對本土記憶最真實的表達，才是跨文化傳播的關鍵。

他在專訪中明確闡述了自己的創作理念：「你站在澳門，站在中國，你有自己的定位和文化基因，不用刻意去迎合別人的感覺，也不需要強行宣示『我的東西很中國』。踏踏實實做好你自己，這就足夠了」（歐俊軒，2026）。秉持此創作思維，歐俊軒突破地域限制，實現了澳門設計的跨城市文化交流。

「MINIMART：曼谷澳門設計」項目，是其將澳門本土文化跨地域日常化轉譯的經典實踐。作從索緒爾符號學視角來看，項目以社區便利店、美食包裝、市井標籤為能指，以澳門與曼谷共通的市井飲食文化、城市日常記憶為所指，將兩地狹義的地域符號轉化為人類共通的日常美學符碼，弱化跨文化傳播的邊界感，讓澳門的飲食文化與市井精神，得以在異地完成落地與傳播。除此之外，其為 Adobe InDesign 設計的全球啟動頁項目，更是讓澳門設計力量被全球數億用戶看見，打破了外界對澳門設計的刻板印象，讓國際行業看到了澳門設計的獨特魅力。

整體而言，歐俊軒的創作模式，驗證了本土文化表達與國際設計並非相互對立。而其實踐經歷，也為澳門本土設計行業帶來深刻啟示。他深信設計具備正向的社會力量，指出地方產業發展的核心在於創意人才培育與價值輸出：「澳門目前最需要的是培育更多的人才。我們不一定只把目光局限在純粹的『設計』行業，而應該將其擴大定義為『創意產業』，需要更宏觀的視野，輸出更正向的思考」（歐俊軒，2026）。

在他的觀點中，優秀的在地設計潛移默化培育大眾審美，帶動市場形成多元、正向的創意氛圍，推動澳門從單一的博彩旅遊城市，逐步轉型為擁有深厚人文底蘊的文化創意城市，為澳門本土設計產業的長遠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方向。

四、結語：在產業發展之外，回歸設計的人文內核

對歐俊軒專訪，對筆者而言既是一次深刻的專業反思，也是一場關於澳門城市文化身份的深度叩問。它迫使我們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驅動力的城市語境中，重新審視設計的本質價值與社會意義。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正在切斷我們與過去的有機聯結，在此背景下，以設計重提記憶、重返歷史，就成為一種必要的文化抵抗，它抵抗的是遺忘，是單一的城市標籤，是城市人文內核被化約為經濟數字的趨勢。

作為澳理大的學生，筆者在這次研究中深切感受到，我們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終究要建立在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承之上。歐俊軒的創作價值，正在於他以設計為我們指明了這條回歸之路：即使在最商業化的項目中，也可以藏着對城市的深情；即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可以守住本土文化的根；即使是最微小的視覺符號，也可以成為承載集體記憶、抵禦遺忘的載體。

最後，由衷感謝歐俊軒接受本次專訪，他在訪談收尾時的一句話，成為了本次研究最動人的註腳：「把自己的本份做好，不需要去評判其他人，這就足夠了。」（歐俊軒，2026）。筆者亦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如此真誠深刻的設計作品，在澳門生根發芽，喚起更多人對這座城市的熱愛與記憶，共同構建更具溫度的文化共同體。

參考文獻

（一）著作

哈布瓦赫（2002）。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 譯，原著出版年：1925）。上海人民出版社。

史密斯，A. D.（2002）。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龔維斌、良警宇 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二）期刊論文

阿萊達·阿斯曼、陶東風（2020）。個體記憶、社會記憶、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文化研究，（3），48–65。

舒開智（2008）。傳統節日、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天府新論，（2），124–127。

徐丹丹、秦宗財（2021）。符號表徵與意義生産：微紀錄片中的城市集體記憶生産研究。傳媒，（10），8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