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出去，外國人進來──連結柏林與澳門的“烏托邦”語言

柏林夏天的一個周六，筆者和波蘭藝術夥伴媽打沙律(Marta Stanisława Sala，舊譯瑪塔薩拉)，連同藝術家、策展人、哲學人、作家、電影導演、建築師、會計師、設計師、攝影師、小孩、教育工作者和觀眾一起，進行了一場持續四小時的偶發藝術演出《語文醫療用品有限公司》。我們共同製作了虛構的表意文字，大部分文字以原來的狀態收錄在一本藝術小書(künstlerische Publikation類)中，將在“藝文薈澳二○二三”的“致__的啟示錄”展覽中可看到。

這次偶發藝術的目的在於創造一個語言上平等的“烏托邦”，或者最起碼每位參加者或多或少能適應的多語言環境。演出過程當中，甚至包括葡文和廣東話，但通用語言實質上是德文和英文的混合體。

參加者包括一位酷兒、流亡藝術家記者和艾未未的一位前助手。這次偶發藝術的共同語言大概有十五種——共同語言指的是至少兩個參與者都能溝通的語言。我們加起來逾三十人，來自二十個國家和地區，有來自遠方的，也有柏林本土的。

一如概往，筆者當然也帶來了語言和澳門風俗這兩個主題，這些主題與許多其他主題又相互連貫：由前葡屬錫蘭的遺產對僧伽羅語的影響，到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和秘魯華僑故事是如何讓人“失去”母語的故事。

當天，我倆帶了八把椅子(其中六把由媽打沙律手工重新鋪墊)、兩張櫈子(也是出於其手筆)，並穿着同樣是“媽打沙律式”的戲服。另也帶了一張木方桌，上面鋪着白色布料，邊緣塗成黑色，當然也不少得媽打沙律縫製的歌德(也是吉爾·維森特的)的狐狸公仔。所有道具都是用舊布料製成的⸺這是以藝術實踐回應迫切的永續發展問題。

在場景設計中，我倆還準備了一把直徑兩點七米的太陽傘，上有許多受甲骨文啟發而即興想出來的圖案。演出前，媽打沙律享受繪畫的樂趣時，筆者則是不敢赴同，堅持自己是在“書寫”，靈感來自已故香港畫家丁衍庸先生(一九○二至一九七八)的作品。

言語的“烏托邦”

在筆者看來，我們完全可以在寫下烏托邦一詞時不加上引號：去年我們收到了德國策展人卡羅拉·魯珀(Carola Rümper)的邀請，讓我倆在曾為歐洲最大的裝配式建築群中準備一場露天演出，那裡正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創造的社會主義烏托邦。

確切的地點是一個舊衛生中心周圍的公共空間，也就是位於柏林東北端的舊“衛生樓”(Haus der Gesundheit)，這幢建築被廢棄將近十年。

我們的“尋獲場景設計(scénographie trouvée)”是一家已倒閉的醫療設備店的正立面，它曾是舊“衛生樓”的一部分。德文中說這類商店直接了當，只要一個字就足夠了：“Sanitätshaus”(字面意思大概是“軍醫之家”，按拉丁字源理解則是“健康屋”)，這次偶發藝術因此得名：《語文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用源於英語的行話來說，這次活動屬“場域特定藝術”，這也意味藝術研究是必然的步驟。我們看了德國的相關舊新聞報道，一些講述了“兩德統一”後的這一演出所在地社區，如何與某種仇外心理聯繫在一起。幾年前，更曾是出現了針對尋求庇護者的抗議活動，有當地人高喊“外國人滾出去，外國人滾出去”的口號。

在此背景下，我倆決定讓自己置身於這樣的語言異托邦中，當中參與者之間的交流不一定會比不同語種之間的平等更為重要。我倆也決定打破(並分享)作者身份的一大部分，讓數十位參加者在這項藝術行動中，能更積極和自由地參與其中。

在同媽打沙律合作的兩年多內，在柏林市政(柏林參議院)的贊助下，筆者累積了一些在公共和社區藝術和視覺人類學結合項目的經驗，這些項目都是配合市政廳要在民居區域中提供社區藝術的政策。

失傳的語言

這次偶發藝術分四部分：首先是“挫折遊戲”，讓每位參加者憶起講外語“講得差”的挫敗感；接下來是自由創作表意文字，為我倆持續的“烏托邦”語言項目收集群體(個人)空想出來的字符；再來則是讓大家自由對話，令大家有機會使用到演出場所內的“小眾”語言(或者可以說是在這一環境中的“小圈子”專屬語言)。

當中最長的是自由對話部分(大約三小時)，我們討論了大家都關心的話題，透過這些話題，我們試圖讓大家用不同語言交談和傾聽。對話中，沒有預先準備好的其中一個主題之一是“失傳的”語言，對此我們作出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母語也能“失傳”嗎？德國《中德》雜誌(即《中德》)撰稿人小雲(Maike Storf)談到，她只有“父語”——德語。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秘魯廣東人的這位女戲場人說，她母親的母語是西班牙語。

“我的媽媽在秘魯長大，(她的)母語本應是粵語，她從不講粵語。”小雲和她的母親都不懂廣東語，但後者卻是“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自豪”。她們讓筆者想起了二○○七年暑期葡文課程中教授過的的秘魯廣東學生。

電影製作人、筆者的老朋友伊內斯·馬茲(Inès Maazi)對此表示贊同，對她來說，阿拉伯語也是“失傳的語言”。另外一提，她對薯條是英文應該叫“法式薯條”還是“比式薯條”都沒有所謂，那正因為她母親是比北佛蘭德斯人，父親是阿爾及利亞裔的法國人。

伊內斯說道：“我的使命是去研究(家父及其家族)來到法國的背景、因由和過程……他們的真正動機，究竟他們當年是被迫(離開)，還是比較當年阿爾及利亞的情況時發現實在不得不(移居法國)。這一切對我今天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小雲和伊內斯的話觸動了筆者。

從錫蘭到蘇聯

斯里蘭卡流亡記者兼藝術家克里尚·拉賈帕克薩(Krishan Rajapakshe)提到，由於他在柏林的經歷，以及斯里蘭卡的一段殖民歷史，他的言語變成了非常複雜的“一團糟”。這也讓我們想起葡萄牙對僧伽羅語言和食物遺留下的影響。(維基百科提供了該語言中的逾百五個源自葡文的單字列表。)

他還向我們講述了在斯里蘭卡的妹妹一次徹底的誤會。“我們對(事情)的理解完全不同。有一回我以柏林泡沫的思考方式給她傳訊息，我們大吵了一架。”他向我們解釋了他的言語如何隨着他在柏林的生活而變化，也強調“母語”的概念只是一種社會建構。

亞塞拜疆導演伊賽爾(Aysel Akhundova)對此表示同意，並指出“你所說的任何語言都是你的母語”。這位女權主義記者還聲稱“(語言)是溝通的主要工具”，坦率地談到她的俄文和亞塞拜疆文如何在後蘇聯背景下既互補又相爭。

（伊賽爾的劇情短片《Where Two Are Fighting,the Third Laughs》也有在二○一八年的全澳原創錄像展中放映，當時筆者有幸參與策劃邀請該片。伊賽爾最近的集體研究項目《Mapping Water Bodies with Salt Traces》入選本年度的波爾圖設計雙年展。)

另一方面，吉爾吉斯藝術家和詩人貝娜齊(Benazir Ibraimova)也指出了俄文作為知識媒介，是如何在她個人的創作出蠶食其祖先的語言。她說：“我對俄語的了解，比我的母語(吉文)還要好”，“我一定要將(自己的俄文詩歌翻譯成吉文)”。

“烏托邦”表意文字

去年十月，筆者與媽打沙律和其姊、波裔德國哲學人卡塔基納·薩拉(Katarzyna Sala)一起構想了一些虛構的表意文字，將柏林的風景轉化為視覺符號，並在萊尼根多夫(中文可譯解為“列那狐村”)博物館“resiART”畫廊的展出⸺萊尼根多夫社區的象徵物是中世紀歐洲文學中的列那狐。這個想法源自於筆者學習語言時，將語言的詞源解構視覺化，這樣能讓自己更有效、深入地記憶新單字和語法規則。

這次偶發藝術的過程中，筆者向大家報告了最原始的漢字與殺戮、祭祀、控制奴隸、人與自然等事物有很大關係，更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說，例如“愛”或“苦”都依賴表音部件，這意味它們不僅僅是象形文字。

考慮到這一點，我倆邀請了參與者創作出代表複雜想法，但同時方便書寫的表意文字，確保這些“文字”具有一定的書寫效率。當中，筆者很喜歡台灣藝評人、藝術歷史學者郭書瑄在活動上創造的一個表意文字，表達了“尷尬但不失禮貌的微笑”。

就筆者和媽打沙律我倆而言，我們展示了一些預先製作好的虛構文字，之後選出其中一個以九宮格為靈感框架空想出的“烏字”，由簡單的九個圓圈組成。我倆讓大家作評論，土耳其社會學者和設計師艾莉芙·蓋次亞妲( Elif Geçyatan)有這樣的解讀：

“它讓我想起排序、分類、或者劃分，我是以自己的概念(方式)思考，這是我們所說的語言(有關)，但由於我無法以(烏托邦)語言思考，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其實，這個帶有九個圓圈的符號在我倆的文字中僅僅有“其他”的意思，是筆者與媽打沙律一起創作的百個表意文字的之一，因為去年我們在柏林舉辦的另一個展覽“柏林風景中的烏托邦”(Utopische Interventionen in Tempel hofer Landschaften)就是用這種“烏托邦語言”展示的。

讓澳門接軌

科英布拉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曾亦蘭說，上述圓圈符號的意思是“社會”，這當然是絕對可能的。她也告訴筆者，葡文不易學，英語卻能在科英布拉通行(十多年前，筆者在那裡留學時，從來沒有說過英語)。曾亦蘭曾任艾未未助手近十年(二○一二至二○二一)，也是建築師，她向我們講述了她的歐洲生活是如何被語言劃分的。

在共同生成這樣的一個“烏托邦”的同時，這次偶發藝術的最終目標，並不是創造任何新的文字〔筆者又順帶推薦法國語言學家耶格洛(Marina Yaguello，前行政暨公職司譯名)的專著《語言狂人》(Les fous du langage)〕，希望透過集體活動去關注和理解更多語言的本身和語用錯誤的因由，當中的原因則正正是讓多語大都市環境中(本例中是柏林)不同語種母語使用者更能相互尊重。

如果烏托邦反映出的是某種無法實現的理想，那也許也是因為難以想像的事物樂趣，與聽起來的相反，其實也具有一定的實質作用。筆者曾思考(藝術)烏托邦是否可移植到澳門，究竟這可能成為一個排斥他人的地方(畢竟語言在能有效使用時是基本包容的，否則排他)，還是一個向所有人張開懷抱的空間。

筆者在澳門接受的基礎教育，讓我養成了一種牢固的習慣，那就是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不間斷的文化當中。有了這樣的假設，失去一種或多種“我的”語言的想法，就會自動失效，或者根本不存在。

此外，筆者也會說母親和父親的廣東話的兩種變體，同時也觀察到，媽打沙律並沒有因為不會說前普魯士的西里西亞德文和波文方言(媽打沙律的許多祖先語言之二)，而把這兩種言語看成是自己無法承傳的歷史語種。這樣說來，筆者和媽打沙律都是沒有“失傳語言”的人。

為了呼應許多關於語言烏托邦或烏托邦語言的這些評論和問題，筆者正與媽打沙律合作創作一個新的藝術裝置《啟示》，匯集了本文提到的項目中集體製作的材料。《啟示》是埋欄文化為“藝文薈澳二○二三”所委託創作的作品。

該裝置是兩位澳門策展人林小雯、陸竹藝術策展計劃的一部分。

作為總結和對澳門的遠方思考，筆者想提一下其中一位參與者，葡國藝術家瑪麗莎班雅明(Marisa Benjamim)的感受：

“透過語言／舌頭，我們感受到所有我們內化的東西，例如食物，例如空氣中的東西，我們說話……所以舌頭有觸覺、有感覺、有味覺，有一系列的東西……”

(因為葡文中的語言／舌頭是一詞多義，所以筆者後知後覺，聽完了這段對話才想起來瑪麗莎說的其實是“舌頭”，而不是“語言”。另，原文是九月底一篇在《澳門論壇日報》刊出的全頁稿，拙文再次借谷歌一臂之力譯出，或者筆者葡文文風怪異，中文用法又大不同，所以還是作出了不少修改，甚至重譯，這也要請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