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廢除語言時——再次寫在柏林語言烏托邦偶發前

承接拙文《季夏柏林語言筆記》之後，又寫在九月中在柏林又一次烏托邦語言偶發藝術行動之前（happening），羅蘭巴特的講課聲音再次在耳邊迴響：“言語就是法西斯”。可是，人類（我們）就真的只能（被迫）說話嗎？

舊月，本想在今期繼續以按各種語言對筆者的重要性順序羅列出來，遂一詳談，但想起羅列語言在某程度上，就等於認同語言之間的邊界（源於歐洲/西方的產物），這樣即與筆者創作虛構語言、在（逆向）學習和翻譯過程中遊走時，達到的語言逃逸（最起碼筆者這樣幻想）的理念相違：在此還沒有要“廢除”語言，而是以人類言語為思考中心，暫且把以某單一語言，甚至是某單一語種/文化圈的思考放在一邊，“廢除”的構想將於下文略介。

二○○七年，筆者有幸獲東方基金會獎學金到科英布拉讀一年葡語文化課程，記得當時文學課的第一篇賞析文章，就是讚美葡萄牙文的偉大。那時實在意外，因為在澳門中學中文課本中（好似）都沒有學過同類歌頌中文崇高的課文。

不過今天回首，看到更似是雖無頌文，歌頌卻是無處不在。

在柏林久了，腦海中的華洋兩元主義遂漸演變成反比的兩極主義和二元混合。聽起來，兩者似是矛盾，其實也是筆者的生活現實：兩極化是因為兩種語言（文化）思維差距不少，但同時日常生活德文（思維）為壓倒性的主導，卻又真的讓筆者深感兩種語言、文化思維慢慢成了第三種的單一思維。尤其在以創作為思考模式時，更是倍感自身的多語（六種工作語言以及數十種不停蜻蜓點水式學習的文字），諷刺地變成單語主義（-ism）。

所以，無處不在的歌頌是兩極化和混合之間，時似殘存、時似實在的情感“夢”鄉（過去-成長地-不可觸及處）最具體的表現：在港澳地區長大時，吸收的某種強烈正統主義（purism），如對語言發音、食物味道等。“母語（實際上/被）廢除”在移民社會中，不同程度（由完全“廢除”到完全共存，即雙語或/更是多語）的出現，可說是與上述“情感‘夢’鄉”的去留緊密相連。

筆者同波蘭藝術家妻子媽打沙律創作烏托邦語言偶發藝術和造字。兩年來，移民社會中主流語言（德文、英文等）一直在創作佔有壓倒性的主導地位，這是由於造字（後來在一次澳門版活動的製造發音）是由學習/翻譯到解構（deconstruct），再到逆向學習（unlearn）語言的藝術轉化形式。明顯地，學習、翻譯、解構，以及逆向學習語言均須用到固有語言，其實這也是一直以來都無法到達活動中“無任何語言能佔優”的理想因由。

這樣，“廢除母語”作為偶發藝術、造字中的一種手段和（去/反）哲學式思考的這種想法得以產生。

然而，“廢除母語”似乎必須同時“廢除母語文化、思維及情感”，對於雙（多）語（兩/各者皆為母語，或/及連帶情感），要做到徹底，這沒有可能，但我們要的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讓移民社會中強勢語言，即母語或/及不同水平使用者能體會/感受（而非資訊性地“了解”）相對弱勢語言使用者的一些日常可能遭受的微歧視（microaggression）。

廢除語言（語言和文字並非絕對的共同體）後，當然也就想到用肢體，鮮/重構尤其是聽覺和包括觸覺、視覺、味覺和嗅覺等五感。象形文字（當然不只是漢字）、聲調語言（當然不只有廣東話）等作為“過去-成長地-不可觸及處”的組成物，筆者當然無法拋棄，甚至是依賴的創作泉源，但以肢體和五感代替語言，或以此重/解構語言作為現代概念時，突然想起偶像、比利時歌者Jacques Brel說過的“全世球牙痛都是一樣的”，筆者要再三思考：痛真的是普世的？說痛是普世時，是否有文化殖民式的擴張，把他者的痛強行定義？

註：拙文寫在筆者作為柏林“工作的休息”藝術組合，參加當地的鼠堡城市康樂藝術節（Festival für urbanes Wohlergehen …rund um den M·usebunker），並合作籌組烏托邦語言偶發藝術行動前，故配上一張掃描圖像，數幀在柏林粗獷主義建築鼠堡考察時拍下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