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便能度奇談：不談展覽，卻在展覽周圍

文/張健文、瑪打沙律

親愛的讀者，請不要急着把這篇“文章”讀完。

先留下來，溫柔一點，試着把它逐字、逐音、逐個部件和語源拆開解構。它也許有點傷腦筋；但如果願意多花一點時間，或許會變成一堂不太完整的語言課，讓人隱約明白：當我們活在一個自己並不完全屬於的主流社會之中，溝通為何會變成一種持續的勞動。

成為主流的一份子，畢竟也太容易了。

今天，藝術真的成了我（們）的衣服。我（們）不再赤裸，彷彿也不必再說甚麼，除非我們又以人類學者的身份，開始研究自己。觀眾在官樂怡基金會看見布偶、錄像、藝術家書與布料；但那些物件也許只是我們靈魂（腦袋）投下的影子，或者，是影子暫時借來的身體。

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一日，我們在澳門舉行《飛便能度奇談》，由薩拉．內維斯策展。新聞所要求的何人、何事、何時、何地，幾句話便可交代清楚。

可是，這場展覽究竟從何時開始？

她寫道：

Dokładnie 5 lat temu dowiedziałam się o istnieniu Makao poznając Amana.

（整整五年前，她因為認識了文，才知道澳門的存在。）

此前，Makao只是波蘭啤牌遊戲中的一句話：Makao i po Makale。Makao，勝負已定。她認識這個詞，卻不知道它指向一個真實的地方，更不知道這個以賭博聞名的城市，有一天會進入她的婚姻、藝術與日常生活。

地方有時先以一個詞存在，後來才透過一個人變得真實。

他身上則同時存在一個離散的自我，以及一個已經過去的“主流的自我”。回到澳門，並不等於重新成為主流的一份子。廣東話令他重新被辨認為本地人，卻不能自動讓她進入同一個語言空間；英文讓我們一起說話，卻把我倆從某些本地關係中稍微移開；德文是我們最常使用的共同語言，卻不是任何一人的母語。

澳門說着不多的語言，卻使我倆人格分裂。

澳門似乎已經不再重要，然而一旦把它拆開，它又變得極其重要。它是鄉愁，是Heimat（它不是單純的故鄉，而是一個人以為自己屬於其中、卻可能永遠無法完全返回的地方），是對安穩的渴望，也是對安穩的拒絕；是溫柔，也是冰冷的距離；是某種不必解釋的根本，又是必須不斷證明其何以根本的負擔。

澳門是世界。澳門不能封閉。澳門必須保持開放。

這就是我們為何要寫一篇多語言的文章。

她又問：

Zastanawiam się kiedy zaczęliśmy pracę nad naszą aktualną wystawą.

我們究竟何時開始製作這場展覽？

若不計求學、生活經驗，以及布料自身的前世，答案或許可以追溯至二〇二一年，在柏林格爾利茨公園舉行的《休息在格爾》。那時我們剛認識。她邀請他參加第一次偶發；偶發之後，他提出了一番過分投入的批評，她於是乾脆邀請他加入共同創作。

批評有時也是一種求愛。

從那時開始，我們的藝術合作不只製作作品，也製造活動、觀眾、條件、電郵與可能發生交流的空間。她的郵箱裏，現時有二千二百五十六封由他寄出、與共同工作有關的電郵。

它們不是藝術品，但也不能說完全不是。

那是作品的行政潛意識：申請、預算、邀請、翻譯、修改、交通、住宿，以及深夜之後仍然繼續的對話。展覽開幕時，這些通常都會消失，只剩牆上的兩個名字。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她的父親去世。後來，當他提出共同製作《東方馬克》，她說自己想為父親作一次巨額轉帳，好讓他知道她有多掛念他。最後，二十四萬張虛構鈔票沒有燒給亡者，而是被放進德國一座廢棄泳池的按摩池，讓觀眾在錢中浸浴。

一筆無法送達的匯款，變成關於悲傷、價值與傳遞無效的作品。

也許，《布偶流動》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不是因為當時已經有布偶，而是我們開始學習：一個人的傷口，如何進入兩個人的創作，卻不被共同作者的“我們”吞掉。

後來有婚姻、搬屋、駐留、研究與更多作品。兒童劇《Blaupause》中關於悲傷的戲服殘片，後來成為布偶一少部份的皮膚。其他布料也曾經是衣服、家庭用品，或某段不曾被正式記錄的生活。作品並非依照年份整齊出現；它們互相重疊、回流，把材料和沒有解決的問題交給下一件作品。

我們暫時繼續把這個過程稱為“共同自我的協同制度化”。

這並不是兩個人融合成一名和諧的作者。共同自我是兩個不同處境的自我，在親密關係、翻譯與共同勞動中，逐漸對彼此產生後果。策展人、基金、文化機構與傳媒開始把我們辨認為一個藝術家二人組；我們也把家庭記憶、語言不平等與不穩定性帶入體制的舒適圈之中。

體制使我們被看見。我們也看見了體制的種種。

在氹仔近五十樓，我們每天遠眺。看見澳門半島與珠海彷彿連成一片，看見港珠澳大橋的香港端隧道入口；天氣好的時候，深圳像海市蜃樓般出現，然後又消失。

寫中文，或許是為了讓展覽在澳門龐大的華文主流社會中留下痕跡；寫英文，是為了證明我們曾在國際藝術世界中有過物質存在；葡文、法文傳媒則較願意讓作品本身慢慢說話。

每一種語言都生產另一場展覽。沒有哪一場才是原版。

因此，這篇文章並不真正“關於”展覽。它在展覽四周徘徊，逼近那些物件無法自行說出的東西：二千二百五十六封電郵、一次死亡、幾次搬屋、沒有送達的“匯款”、布料的前世今生，以及兩個人如何在翻譯中學習說“我們”。

我們把布偶帶回澳門。

或者，是布偶把我們帶到一個必須重新學習如何回來的地方。

看著五十樓的景色，我們並不感到渺小。

我們感到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