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便能度奇談之三：巴西工作室的天花長出了蘑菇

文：張健文、瑪打沙律

圖：Bia Mêrcez、GG Novaes、Nicoly Pelizzoni

天花長出了蘑菇。

二〇二六年九月，里約藝術周期間，我們把石之屋（Casa de Pedra）的臨時工作室打開，讓它成為一間可以接待陌生人的客廳。十二個布偶頭與我們同處一室，拼布包覆門板、讓人坐下來看影像、聊天的沙發，語言在現場被人工智能轉譯。這些從澳門一路帶來、又在巴西不斷重新組裝的身體，暫時有了一個共同的住址。然後，我們發現天花上也有東西正在生長。

那裡有過滲水。蘑菇的出現，讓我們同時遇到一個需要處理的房屋問題，以及一個很容易令人心動的寫作誘惑：將未經安排的生長，當作生命力的證明。我們的行程如此密集，作品如此依賴相遇，蘑菇彷彿恰好替這趟旅程長出了一個比喻。然而，比喻再漂亮，也無法代替對房屋的照料。

我們喜歡這間房子。這份喜歡，與蘑菇帶來的不安一起存在。

一個多月前抵達里約時，載着過去四年創作的行李沒有跟我們一起到。出發前讀過的旅遊警示，令這個尚未見面的國家顯得有點可怕；現在，連作品也暫時不知身在何處。里約澳門之家的 Julia 到機場接我們。她的親切，讓初抵的陌生人有了久別返家的感覺。

深夜抵達 Casa de Pedra，等着我們的是紅蘿蔔湯、新鮮麵包、木瓜，還有比我們熟悉的大得多、口感豐潤的牛油果。翌日，Carolina 講起房子的故事，介紹在這裡駐留或長期工作的藝術家。喝咖啡，聽彼此說話，我們逐漸加入這個暫時的社群。家在這裡有了動詞的意味：有人接你，有人留了食物，有人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說給你聽。

Casa de Pedra 原是一座有獨立“妹仔房”小屋的家用別墅，如今同時容納藝術駐留、工作室、展覽與各種相聚。我們在里約和聖保羅之間往返，幾度回到這裡，熟悉感也跟着積累。那種投入創作的快樂，與須處理大量事務的疲累，一起進入我們的共同生活。藝術家的自由有時非常具體，某些時刻，終於把注意力交還給作品。

這段旅程延續了七月至八月在澳門國際研究所的駐留與展覽，也接着《布偶流動》在澳門的各次相遇。我們把聲音、書寫、記憶縫進可以拆散、重組的布料。到了巴西，才更清楚看見：每次重新佈置，都會改變作品與人的距離。可以帶走的是材料；讓它們成為一場相遇的條件，每到一處都得重新形成。

在葡萄牙駐里約總領事館的聖克勉宮，呈現由上午十時開始，下午已經拆卸。賓客憑邀請進場。我們在莊重的廳堂裡，主要展示布偶的頭部，像一批奇異的戰利品，與牆上的肖像（如畢索亞）互相打量。一隻貓頭布偶帶着寫有“I ♥ Rio”的購物車，以近乎跳舞的姿勢迎接來客；另一個身體躺在地板上，頭朝花園，像在休息，也像仰泳。記錄澳門詩作聲調的布料掛在窗前，暫時取得了彩繪玻璃的作用。

到了馬雷社區的貧民窟文化中心和畫廊 Galpão Bela Maré，以及里約澳門之家，布偶坐上當地的椅子，布料像桌布一樣鋪開，邀請人留下與自身生活有關的痕跡。它們彷彿也想在那裡坐一會兒。去到聖保羅的人民之家（Casa do Povo），布偶與椅子的排列，又形成一種劇場情境。

在這些轉換之間，還有埃利奧．奧蒂西卡市立藝術中心的相聚、移民博物館以“澳門遇見聖保羅”為題的活動，以及 Martins Fontes 書局裡關於語言、翻譯與記憶的交談。地名可以排成一列，經驗卻無法按同一比例排列。這趟旅程，讓我們初次觸及里約與聖保羅一些文化現場，也不斷提醒我們，所能理解的，只是自己曾經進入、也被他人改變過的那些片段。

作品重複出現，讓差異變得清楚。有觀眾覺得布偶的頭部像墨西哥摔角面具；在馬雷，孩子們依着語言與自己的理解，把我們認作波蘭阿姨，以及來自德國或葡萄牙的叔叔。澳門在那次相遇中，並沒有因為國族成為話題。我們卻沒有因此少帶來甚麼。對方替作品與我們取的位置，讓原本準備好的來歷暫時鬆開了。

布偶也使“溫柔”變得不那麼容易確定。娃娃被抱着玩，也可以承接怒氣；面具可以邀請遊戲，也可以把人藏起來。彩色拼布並不保證柔和的關係。摔角手、玩伴、藏身之處，這些讀法並置，把作品帶出了單一的情感設定。參與的意義，正在於別人也能改變事情往哪裏走。

我們曾經嘗試把“溫柔”寫成藝術與人類學的方法：以柔韌的回應，容納尚未理解的人與事。在巴西，這個詞開始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愛、友誼、溫柔，都是很大的字。有時候，實際經驗只繫於聲調的一點變化、身體朝向哪裡，或一個人即使沉默，也仍然被注意到。

要把這些細節拆開來定義，並不容易。同一組手勢，稍微改變次序、距離或語氣，就可能成為勉強的禮貌，甚至帶着居高臨下的意味。把所有成分列出來，仍未必能重新組成那個使人放鬆的時刻。溫柔有一部分，存在於對方感到自己可以如何回應：可以靠近，可以暫時不說話，也可以有所保留。

我們開始懷疑，溫柔是否也會成為一種資本。讓人感到受歡迎的能力，可以促成合作、帶來信任，也可能累積聲望與未來的機會。在藝術工作裡，這些價值經常彼此交纏。一段真心的關係，可以同時具有職業上的作用；受到照顧的喜悅，也可能伴隨難以說清的虧欠感。

這些問題並不足以讓我們判斷某次接待背後的動機。它們首先改變了我們對“溫柔作為方法”的期待：溫柔仍在人的關係之內，也就仍然可能帶着偏好、界線與階序。時間有限，注意力有限，照料總有具體的對象。但當某些人更容易得到聆聽、某些人的需要更容易被認作重要，我們就需要追問，親近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資源的分配。

一碗湯需要有人準備，一場開放工作室需要空間、聯絡與持續的勞動。我們工作，接待我們的人也不停地工作。付費可以承認這些付出；把一切都寄望於熱情與友誼，可能讓勞動難以被說出口。溫柔能否持續，與人們是否有餘力照料、是否可以拒絕、能否說明自身需要，有着切實的關係。

寫下這篇文章時，我們也加入了這個價值轉換的過程。別人的接待，使旅程發生，如今又成為我們可以發表的文字。若我們只讚頌當中的溫暖，把準備、疲累與彼此仍不理解的部分全部抹去，這份讚美也會變得過於方便。自我民族誌在此需要保留一種節制：說明我們如何被改變，承認有些事情我們並不知道，有些關係也不需要以公開全部細節來證明其真實。

澳門在這個過程裡，一直改變着位置。

“澳門是世界，我們是一體。”這句話甚至進入了夢裡。它帶着一種很深的渴望：澳門應當在思想上向整個世界保持開放。當我們把這句話帶到巴西，最打動我們的，是它竟然可以在一些細小的日常被實踐。相隔十七年，澳門之家朋友的支持，Julia 與宋小芬（Silvana D’Assumpção）的親切，使一個離開原來地理位置的澳門，仍然能夠接住新來的人。

我們在那裡感受到一種被當作家人的可能。與澳門有家庭關係，是否也就成為澳門的一部分？這個問題仍然開着；在里約，它卻變得比較容易想像。飯桌上的巴西土生菜紅豆豬手、彼此願意聽下去的談話，使“澳門向世界開放”有了可以感知的形狀。歸屬感在相處之中慢慢形成，毋須每個人先交出一份完全相同的身世。

這也讓我們重新理解，從澳門出發的藝術，為何需要去到澳門未必被談論的地方。在馬雷，孩子們有自己的命名與想像；在聖保羅，大家帶着我們未必熟悉的生活進入作品。澳門可以是出發點，相遇的方向要留給彼此共同決定。它的開放，亦包括容許自己被重新理解，容許關係長出原先沒有預計的位置。

連葡語也在改變。我們在巴西感到它格外性感：聲音的節奏、靠近人的方式，以及它與眼前生活的聯繫，都重新進入耳朵。我們甚至借港澳與順德的粵語差異，試着形容歐洲葡語與巴西葡語帶來的不同感受。這只是耳朵替感情找到的一個暫時比喻。語言是熟悉的，對它的感情卻仍會在另一個地方重新長出來。

即使有一天，技術能夠讓字句之間的翻譯變得近乎即時，字句被如何接住，仍須在相處中發生。準確知道對方說了甚麼，未必已經知道自己能否沉默、猶疑，或者能否被耐心等待。這些感覺，也參與了我們對一種語言、以至一個地方的認識。

巴西因此使我們看見，一段關係可以怎樣改變一個地方的可能性。這份熱愛仍然只是我們從有限相遇裡長出經驗；我們願意帶着它回看澳門，也願意讓後來的相遇繼續修改它。眼前的行程還沒有結束，聖保羅 Alê Espaço de Arte 的下一次呈現仍在前面，布偶還會再坐到別處。

此刻，我們又回到 Casa de Pedra 的客廳，以及天花上的蘑菇。它們與我們共處，卻沒有因而替“我們是一體”作證。共同使用一個空間，不會自動產生相同的需要。讓房子適合居住、讓人可以工作與相聚，都需要具體的判斷和照料；任何關於共生的想像，都必須與這些工作待在一起。

我們願意繼續把溫柔當作方法，讓它包含這份清醒。客人會來，布偶會被帶走，房子仍有自己的生活。這趟旅程留給我們的，是對相遇更深的喜愛，也是一個暫時無法縫合的問題：當我們說“我們是一體”，究竟願意為彼此維持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