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越韻渡濠江，大觀園裡夢紅樓——越劇《我的大觀園》的美學再生與傳統藝術新表達

文/蘇霓 澳門城市大學藝術學（音樂學範疇）博士生

指導老師：戴定澄教授

10月2日，第三十八屆澳門國際音樂節盛大開幕，越劇《我的大觀園》作為開幕巨獻之一，在澳門文化綜合中心劇院的舞台上展開了一場跨越中國經典文學、傳統戲曲與中國音樂的藝術對話。經典的持續生命力並不在於機械地複製，在多樣的藝術形式中煥新的意義。《我的大觀園》作爲對於文學經典《紅樓夢》的中國戲曲化再創造，高度完成了傳統與當代之間的創造性轉譯，在曹雪芹構築的“紅樓”精神世界中，成功地重新尋找到文化復興的當代意義。作品以越劇的特色聲腔，詩性表達和寫意舞台將“大觀園”從文學作品的文字空間升華於現實空間，呈現在當代觀衆的文化視域，形成一種承載經典記憶與古典審美理想的文化意象。

一、“大觀園”的空間轉換，延續原著的美學再生

《紅樓夢》作爲中國文學史中的經典名作，不僅是因爲它着墨於榮寧二府的家族興衰與悲歡離合諸多情感，還在於它通過塑造“大觀園”這一個文學空間，承托起中國傳統文化，並引起讀者對於生命、美好事物的消逝進行深層思考。

在原著中，大觀園起初是賈府為元妃賈元春省親所建的園林行宮，初始的功用則是彰顯世家權勢與皇恩殊榮，隨着情節發展，它逐漸從皇妃的省親場所轉化為少年男女的詩意世界，即超越了現實空間的意義逐漸化爲寶玉，黛玉，寶釵等一衆人物寄托個人精神的“理想國”。大觀園内是“海棠詩社”、“花朝遊園”、“吟詩作賦”，大觀園外是“世家鬥爭”、“封建禮法”、“權力博弈”。園内的青春、浪漫、自由築就了與園外現實社會秩序迥異的理想世界。

然而，這一世界最終也隨着門第衰亡“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净”。從脂硯齋評點來看，《紅樓夢》的情并非局限於男女情愛，涵蓋生命，命運，無常世事的“大情”。“一字化一淚，一淚化一血珠”等脂批評語，也揭示了曹雪芹以情感融於筆端表現悲歡離合的創作旨趣。因此，“大觀園”作爲一個文學意象，所代表的是“即使擁有美好，終究抵不過時也命也”。

越劇《我的大觀園》在選擇進入這一文學空間時，並未停留於故事的表層覆述，將其轉化為少年時期與老年時期的隔空對話，戲劇書寫呈現互文式的寫作模式，兩個寶玉，一場回望，形成一種跨越時空的精神記憶。少年寶玉相信情可抵萬難，他的大觀園是詩意、青春與自由的象徵；老年寶玉歷經滄桑變遷，他的大觀園是回望、遺憾與追憶。兩個寶玉的相遇，實際上是“正在擁有”與“已然失去”的相遇。

由此，《我的大觀園》所設置的老年寶玉重返故地的情節，如同一次精神意義上的“再入夢”，他所面對的是被時間重新賦予意義的往昔青春記憶，該情節依托於原著“夢意識”，將現實與幻境，當下與往昔共同交織於舞台，將“夢”這一意向從原著的敘事結構，轉化為劇中主角回望人生的審美機制，形成了基於原著的美學再生。

二、“新越劇”入紅樓，人、樂、境共塑作品形神

1958年的越劇《紅樓夢》，將經典的宏大文本凝練為寶黛的愛情悲劇，表現在青春之中，講述命運。今天的《我的大觀園》，創新於“從悲劇之後”重新凝望故地，在歲月的回憶中，再次觸碰命運。

在創作轉向中，對於人物的創新塑造體現出越劇程式的當代表達。中國戲曲中的程式是經過藝術提煉的身體語言，《我的大觀園》所表現的“新程式“，探索性地結合傳統身段與話劇、現代舞蹈元素，陳麗君飾演賈寶玉，既延續了小生行當的傳統表演範式，更在唱念做舞的基礎上，展現出人物情感充沛的具身表達。在第三回“雙玉舞”一幕中，少年寶玉與未來寶玉，肢體舞蹈形成相互映對，同一動作因人物境遇不同產生了迥異的意味。此時，外顯的“形”成為内化的“精神”的入口，在客觀視角下，賈寶玉不僅僅是被演員塑造的角色，也化爲了連接時空的情感主體。

劇中的人物内在情感由音樂獲得聽覺形態。《我的大觀園》以尹派做寶玉的唱腔骨架，將評彈元素引入歌唱，劇目音樂的創作創新性地融入音樂劇、歌劇、交響樂等現代寫作技法因素，傳統聲腔呈現出了更廣闊的戲劇表現空間。從傳統聲腔到“新越劇”，其音樂本身便具有“吳儂軟語刀，句句見風骨”的江浙戲曲文化風韻，又在當代表演過程中不斷吸納新的藝術因素，伴隨環境轉換和審美趨向發生變化。

在“寶玉哭靈”的片段中，音樂既是舞台情緒的承托，也是角色心理表達的組織者，從清板到快板，速度推進情緒，將人物崩潰──拒絕──失控──絕望的心理過程，外化為可供聽見的時間結構，音樂也不只是唱詞的旋律化，也是人物心境轉化和舞台行動之間的媒介。

情與境的交融，最終在舞台空間中完整匯合。虛擬性是中國戲曲的主要藝術特征之一，通過如“一桌二椅”的佈景留白和演員“虛實相生”的演繹模式，共同塑造舞台意境。

《我的大觀園》以貫穿舞台的大階梯作爲演繹空間的支點，演員的身體從固定的“點位”走向縱向的“線條”和橫向的“面”。 在第五回，黛玉得知寶玉將娶寶釵的劇情中，角色情感不再由一個瞬間亮相和橫線移動完成表述，而是人物在階梯的緩緩下行，而後躊躇上行，駐足與感懷，幽思和追問的心緒在持續的行動軌跡中逐漸堆叠，不斷拉長，此時的階梯空間也由佈景轉化為情緒外延。因而，《我的大觀園》的舞台空間是由角色情感、肢體表現和佈景設置共同生成的“境”。

因此，人、樂、境三者，交融遞進，共同塑造了劇目的形神。《我的大觀園》依托越劇文化的傳統，展現了適應當下的舞台表達，也為傳統戲曲如何創編名著經典，提供了可參考的實踐經驗。

三、從地域特色到文化背景，越韻與澳門的對話

此次演出，也是越劇傳統藝術與澳門文化場的一次審美對話。以柔婉聲腔與寫意表演的越劇脫胎於江南，澳門則長期處於多元的交匯之中，城市空間兼具中華文化根脈和開放交流的特質。在這種背景下，《我的大觀園》完成了一次不同文化語境的重新鏈接，具有江南地域色彩的傳統戲曲和承載紅樓情感的“大觀園”，在澳門這一多元文化城市中被當地觀衆重新感知。

越劇由“經典的再現”轉向“當下的相遇”，在另一種歷史與文化經驗的城市獲得新的觀看位置。這種相遇也構成了傳統藝術跨地域傳播的一種成功實踐。越劇所攜帶的江南審美，與澳門的開放多元彼此映照，使傳統戲曲進入擁有多元文化的城市現場，並延續其藝術活力，澳門也以自身獨特的文化經驗參與，展現出這座城市所具有的融貫古今，兼容多元的文化氣質。

濠江之畔響起的越韻，由此不僅是一場戲劇，更完成了一場傳統藝術與當代城市文化之間的會話。

結語：

“大觀園”作為文化意象，是一個美好和理想化的審美園地，珍視生命的因緣際會，感懷青春的悄然流逝，追尋精神中的自由肆意。此次來澳演出，讓本地觀衆再一次進入這一美學空間，也使我們看到傳統藝術在今天依然具有生生不息的創新力。當越劇藝術，紅樓文學精神，現代舞台語言相遇交匯，一座新的“大觀園”正在當代藝術中煥發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