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澤強論澳門文遺的當代價值與活化

圖：Grayson

作為澳門著名建築師、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及藝術家，呂澤強的視角橫跨建築設計的實踐、歷史文化的深層研究，以及藝術創作的探索。呂澤強對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思考，超越了單純的物質保護，轉向探討文化遺產如何作為一種“活痕跡”，塑造着澳門的城市精神與當代生活。他強調，真正的活化，在於將被動的標籤轉化為主動參與，讓歷史不再是博物館中的靜態展品，而是城市肌理中不可或缺的共生部分。

一、文化遺產：塑造城市精神的“活痕跡”

呂澤強首先闡明了世界文化遺產（WCH）的根本價值，認為其重要性在於對人類歷史的普遍反映。對於澳門而言，文化遺產更是其特質與過去的具體體現。凡是能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即表明其對人類歷史具有一定的價值，對於一座城市而言，文化遺產是能夠代表其過去或城市特質的實物。世界文化遺產則更進一步，它對於人類歷史或人類文明具有普世價值。

他以澳門在回歸前常被認為“缺乏文化”的經歷為例，說明了文化遺產的標籤如何幫助社會重新認識自身在世界文化交流史、貿易史中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並非因為被評定才存在，而是“一直都存在”，只是過去社會沒有跟進或發現其價值，如同家裡的珍藏，等候被發掘。

呂澤強將文化遺產比喻為“痕跡”，如同吳哥窟的遺跡，即使文明消逝，實物仍能證明其存在與發展。這種痕跡不僅指向過去，更在塑造當下的城市生活。他觀察到，文化遺產實際上正在塑造當前城市的居民生活，如果居民生活在澳門，並經常接觸這些歷史建築，直接影響到在這裡生活的人。因此，保留文化遺產不僅是與歷史有關，更是與澳門城市精神的塑造和未來發展息息相關。

二、文化遺產工作不應為“跟潮流”

在談及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活化時，呂澤強坦言，其過程必然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層面的考量，這些考量之間存在張力。他觀察到，在亞洲地區，文化遺產的保護有時呈現出“跟潮流”的傾向，非真正融入生活。

他以歐洲城市為對比，指出在歐洲，歷史建築根本是生活的一部分，歐洲城市能夠在舊區繼續生活，不會刻意標榜來吸引遊客；亞洲部分地區則經歷“文化衝擊”，在急速發展中傾向於否定過去，導致在重新重視文化遺產時，往往將其視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這種“手段化”的保護方式，最大風險在於忽略那些不被標籤的細節與建築。他強調，如果不知道建築蘊含的價值，就可能因為流行的斷捨離觀念而將其丟棄。他近年來致力於撰寫關於街上普通建築的文章，就是為了補充其內部的細節，讓公眾了解澳門建築藝術發展的細緻與深入，而非僅僅停留在宏大的輪廓或地標。

三、超越立面：內部空間與非物質遺產的深層價值

在建築保護的實踐層面，呂澤強提出了對“保留外殼、改造內部”這一常見活化模式的深刻反思。他認為，這種做法雖然能讓建築物繼續使用，但卻可能犧牲了澳門歷史建築最獨特的文化價值。

他對比了鄭家大屋與其他歷史建築的命運。鄭家大屋幸運地保留了內部原貌，而如水坑尾的高可寧大宅、甚至他見過的東望洋山上的大宅，其內部空間才真正體現了中西合璧的精髓。他指出，澳門的特點並不在於其建築藝術上有何驚人的成就，而在於其特殊性，它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換或交流的歷史，而許多價值並非僅在建築外觀，更在於建築的內部。

“高可寧大宅內部精緻的中式木雕，是澳門其他中式建築中難以見到的。如內部被簡化或完全改建，建築物所承載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信息便會大打折扣。”因此，在任何改造前，必須深入“評估”，確認其文化價值，才能決定是否保留內部結構。他認為，在上世紀80、90年代，政府對建築物的保留方式，多是保留外殼，改造內部，以符合現代使用功能，但這種做法忽略了內部空間的文化價值。

四、填補空白：強化華人生活與共生歷史的敘事

呂澤強亦提到，澳葡政府在早期的普查和清單制訂中，特別重視西式建築物，而華人的一般生活建築則相對被忽略。過去的說法，是澳門的城市形成是根據葡萄牙的直街模式移植而來，華人只是在這個大框架下的附屬。他的研究認為，兩者是共存的。

澳門的城市形成並非單純的“葡國直街”移植，而是中葡文化的“共生”結果。因此，他呼籲社會應強化對華人一般生活建築的關注，特別是營地街大街、內港一帶的歷史，因為這部分歷史是與澳門城市共生的一部分，目前卻“沒有人注意”。

他以一個具政治與歷史意義的例子。關部行台，來佐證這種選擇性的忽略。關部行台是康熙年間設於澳門的清朝官方機構，是粵海關的分部。這個重要的歷史地點，卻鮮少有人留意或重視。這再次說明，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敘事，往往是“選擇性地呈現”給公眾的。呂澤強現在的工作，就是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那些可能沒有被選擇”的歷史。

真正的文化活化，需要整個社會從“跟潮流”的思維中，解放出來，將文化遺產視為塑造自身城市精神的“活痕跡”。如此，澳門才能擺脫“手段化”的保護模式，真正將其獨特的文化遺產轉化為市民的文化自信，並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其“和而不同”的深層魅力。